明清时期江西的洪涝灾害与应对机制
文
谢宏维、甘琪
摘要：明清时期江西洪涝灾害频发，共计发生水灾次，其中14次特大水灾和32次重大水灾，无论是发生频率还是受灾程度均十分严重。频繁的洪涝灾害往往会造成人民漂没、城垣倾圯、桥梁坍塌、冲毁堤坝、山崩田壅等一系列危害。在严重的水患面前，国家和地方社会都在积极寻找应对之策，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有效的应对机制，不仅国家组织实行官方的蠲免赈济措施，地方官员、士绅同样各尽其力，捐资赈济。此外，国家和地方社会还会在灾后举行祭祀活动，祈求神灵庇佑，以此达到安抚百姓的效果。
关键词：明清时期;江西;洪涝灾害;应对机制
随着全球性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的频发，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到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和赈灾救荒研究。历史上对江西危害最大，影响最大的自然灾害可以说是水灾。对于明清时期江西的水灾问题，学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以《明实录》《清实录》及地方志为主要材料，对明清时期江西的洪涝灾害进行翔实地统计，展现其严重危害性，并对国家和地方社会赈灾对策和灾荒治理，希望能够为今天的水灾防治、减灾救灾提供一些借鉴和启示。
一
明清江西水灾概况及重特大水灾
江西位于长江中下游南岸，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山地和丘陵占全省总面积的一半以上，平原面积不到总面积的百分之十，水域面积占百分之三。省内水网密集，河流水系众多，湖泊星罗棋布。省内共有五大河流，分别是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以及修水，五大河流最终注入鄱阳湖，构成以鄱阳湖为中心的向心水系，其流域面积达16.22万平方公里。其中赣江是省内第一大河，从南到北基本贯穿全省，同时也是长江八大支流之一，其流域面积几乎达到全省面积的一半。另一方面，江西属于亚热带温暖湿润季风气候，气候温和，降雨量充足。因此，江西重大洪涝灾害的发生，多数与雨季来临时赣江、鄱阳湖水涨密切相关。明清时期江西的洪涝灾害主要包括暴雨山洪、江河洪水及城市内涝等三种类型。
明清时期江西的水灾极其严重。据统计，明清时期(—)江西发生水灾次，其中明代占次，清代占次，水灾频数上清代略高于明代。无论是明代还是清代，江西一直处于水灾高发状态，水灾年均发生率达1.72次。其中，明清时期共发生32次重大水灾，14次特大水灾。水灾特别是重、特大水灾给江西民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并对江西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从重特大水灾的情况来看，明代江西发生了5次重大水灾分别发生于成化二十一年()、正德十五年()、嘉靖十二年(1)、嘉靖十四年和嘉靖四十年;5次特大水灾，分别发生于嘉靖元年、嘉靖三十五年、万历三十六年()、万历三十七年和万历四十四年。清代共发生重特大水灾36次，其中重大水灾27次，特大水灾9次，重特大水灾的次数清代远高于明代，现将清代重特大水灾汇总如下。
从发生时间来看，明清时期江西省14次特大水灾在时间上大部分发生于春夏之交或夏季，仅有一次发生在秋季，冬季则无特大水灾记载，这与江西的季风性气候密切相关。重特大水灾多集中在明、清中后期，与王朝统治后期吏治腐败、救灾不力有关。
二
明清江西水灾的时空分布特征
(一)时间分布特征
我们将明清时期分为10个时段，分别统计其水灾发生次数和频率(见表2)。
洪武－永乐年间共57年，发生水灾年数为20年，占比为35.1%，共发生36次水灾，这其中并无重特大水灾。可见这一时期江西水患情况较为轻微，对社会影响也不大。
洪熙－天顺年间共40年，发生水灾年数为23年，占比为57%，共发生水灾41次，其中也没有出现重特大水灾的记录。这一时段和上一时段(洪武－永乐)情况较为相似。
成化－正德年间共57年，发生水灾的年数为38年，共计发生86次水灾，而且其中包含2次重大水灾。这一时期江西水灾情况比较严重，在水灾次数与灾情严重性两方面都远高于前期，水灾年均概率达到了.9%。
嘉靖－隆庆年间共51年，发生水灾年数为38年，共发生88次水灾。这一时期江西水灾频率很高，同时灾情也十分严重，有重大水灾3次，特大水灾2次。水患问题对江西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对江西发展影响深远。
万历－泰昌年间:在48年间仅有5年没有出现水灾记载，共发生水灾次，其中有3次为特大水灾。这一时期是明代江西水患最为严重的时期，水灾发生率高达%以上。
天启－崇祯年间共24年，其中18年发生水灾75次，并无重特大水灾记录。可见江西水患有所缓解。
顺治－康熙年间共79年，其中发生水灾年份为68年，共发生水灾次，有6次为重大水灾，1次特大水灾，年均发生概率为.8%。这一时段的江西水灾情况较为严重，和明代相比(除万历－泰昌年间)，其频数和灾情都较为突出。尤其是重大水灾次数，超过明代之和。
雍正－乾隆年间共73年，水灾年份共67年，占比达到91.8%。期间共发生水灾次，有7次重大水灾，3次特大水灾。水灾次数和前一时期大致相同，但这一时期的灾情要更为严重，3次特大水灾占到了清代特大水灾总数的三分之一。
嘉庆－咸丰年间共66年，水灾年份占60年，仅6年没有水灾记载。在这60年中发生水灾次，其中11次为重大水灾，特大水灾4次。这一时期是明清时期水患最为严重的时期，不仅年均水灾频率达到.6%，同时重特大水灾在此时频频出现，重特大水灾共15次，占清朝重特大水灾总数的41.7%，占明清时期重特大水灾总数的32.6%。
同治－宣统年间共50年，水灾年份为33年，共发生水灾66次。其中3次重大水灾，1次特大水灾。这一时期，江西水灾状况较之前有所缓和。
从总的趋势上来看，明清时期江西水灾发生频率大致呈M型走向。从图1可以看出，明清前期和末期水灾频率较低，频率高峰期一般出现在明清中后期。笔者认为出现这一特点有以下几方面原因:1．明、清前期国家正处于发展时期，统治者励精图治，政治清明，国家统治力较强，对于灾害的防御和应对都比较及时有力，从而灾害频率和严重性都能够得到较好的控制;2．反之，明、清中后期，统治者趋于昏暗，国力逐渐下降等诸多因素干扰了国家对于灾害的防治与应对，灾害频率及严重性逐渐上升;3．明、清末期灾害情形均有所缓和(尤其是清朝末期)，原因可能在于王朝末期，中央对于地方逐渐失去控制，各地战乱不断，政权岌岌可危，统治者已无暇顾及荒政问题，导致史料对水灾的记载有所遗漏。
从季节上来看，明清时期江西水灾主要集中于夏季，占63%，即超过一半以上的水灾发生在该季节;其次为夏秋季，占比为18%;秋季发生水灾的比例为11%。相对而言，明清时期江西其他季节水灾情形较轻，占比均未超过5%。明清时期江西洪涝灾害在季节上呈现出以上特征，主要是由江西中亚热带温暖湿润季风气候的特点所决定的，受中亚热带温暖湿润季风气候的影响，江西主要河流的汛期以及
雨季都集中在了夏季。季节分布如图2。
(二)空间分布特征
明清时期江西省共辖13府，地域辽阔，各府(州)县在自然因素方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因而各府州县洪涝灾害情况有明显的不同，具体情况见表3。
通过表3可以看到明清时期江西各县水灾情形差异较大，各府州县水患严重程度不一。从水灾次数来看，明清时期江西13府发生的水灾次数从高到低依次为南昌府次、饶州府次、九江府次、赣州府次、吉安府次、广信府次、袁州府次、临江府次、南康府次、建昌府次、南安府90次、抚州府86次、瑞州府58次，共计次水灾，平均每府发生水灾数为.15次。其中南昌、饶州、九江、赣州、吉安五府超过全省平均水平，在水灾频数上维持一个较高水平。尤其是南昌府水灾次数是全省平均水平的一倍以上。抚州府和瑞州府水灾频数较低，均不及平均水平的一半。
另一方面，由于明清时期江西省各府下辖州县数量以及面积大小不一，因此水灾总次数尚不足以完全反映出各府受灾程度大小。因此笔者根据表3的统计结果，计算出明清时期江西各府下辖各县(州)平均水灾次数，进一步分析各府县的灾情状况(见表4)。
从表4可知，江西全省78(州)县平均次数为28.53次，其中南昌府各县平均次数最高，达到48.38次远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此外，由于江西省内五大水系全都汇入鄱阳湖内，因此九江、袁州、饶州三府水灾尤为严重，县平均次数均达到了40次以上，属于水患重灾区。临江、南康两府，县平均次数也超过全省平均水平。由此可以得出南昌、九江、袁州、饶州、临江、南康六府水患情形相对其他地区而言较为严重。而瑞州、吉安、赣州、抚州四府，县平均次数均不到20次，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水患灾害较为轻微。在表3中可以看到吉安府和赣州府的水灾总次数很高，但是由于两府下辖县数量较多，因此两府的县平均次数较低，这也验证了前文所述，某府水灾总次数高不能完全说明其洪涝灾情就一定严重。
从县一级的角度来看，明清时期江西78(州)县中丰城县(98次)、余干县(80次)、鄱阳县(72次)、万载县(68次)、南昌县(64次)、新建县(60次)、进贤县(57次)、德化县(56次)、宜春县(50次)9县水灾频数较高，均达到50次以上，是江西省洪涝灾害最为严重的几个县，尤其是丰城县，水灾次数达到98次之多，十分惊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总结出明清时期江西水灾严重地区主要分布在江西北部的南昌、九江、饶州三府，以及沿江河、湖泊的各县。其空间分布特征主要是由水文、地形等因素所决定的。而一个区域的水文和地形在短时间内并不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对比明清两代，江西水灾的空间分布的总体特征趋于一致(见图3)，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三
明清江西洪涝灾害的危害及影响
严重水灾会给受灾地区带来巨大的破环性，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威胁。明清时期江西水灾的危害性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多溺死(漂没)”
对民众人身安全产生危害，是洪涝灾害最直接、最重要的后果，同时也是十分常见的一种情形。嘉靖二十四年四月，新城县“大水浸城堞，漂官民房屋千余所，田地二千余亩，男妇溺死者二千余人”。万历三十年五月，浮梁县“水夜涨，顷刻弥野，人庐漂溺无数，盘城而入城中，人蹲屋上”。万历四十年，宜春、分宜、万载，“四月大水，漂流屋舍，铲坏民田无算，水骤涨，民不及避，溺没以数千计”。崇祯九年，万载县，“五月初一、初二连日夜大雨，洪水泛滥，更甚八年。冲坑田地土，压为山，低洼者水铲为河，一时民房荡洗，渰死者众”。康熙十三年(4)，万载县，“夏五月，大水，白水龙出，山崩地陷，高涌数十丈。石脑背潭埠一带地方三十余里人民、田屋、早谷尽为漂没”。康熙二十五年，玉山县，“四月，大雨，民居漂没无算。七邑皆同。铅山县，四月二十六日，洪水泛涨，由玉山信河抵河田及黄沙港，弋阳县界岸水三丈，沿河一带居漂民溺，不计其数”。
史料记载百姓大量“溺死”“漂没”，不难发现，此种情形多出现在重特大水灾之后，或者水势异常凶猛之时，以及人们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一旦出现，灾区极易出现“人荒”、“地荒”的局面，由于大量的人口死亡，没有足够的劳动力作为支撑，即使社会救助及时，灾后恢复工作也会困难重重，大量荒地无人耕种，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二)“城垣倾圯”
当城垣被洪涝毁坏，灾情已经达到极为严重程度。“城垣倾圯”的记录在各地方志等史料中记载颇多，举例如下。洪武二年()四至六月，铅山、鄱阳和乐平持续淫雨，以至出现“城中水深丈余，城多倾圮”。嘉靖三十八年，新城、峡江和兴国三县大水。新城县“春雨弥月，城周九百五十丈有奇，而倒塌者六百五十余丈。兴国县，水灾，城圮数十丈”。崇祯十五年()，清江县“二月、五月相继大水，二月倾倒城墙十三处，五月倾倒城墙十四处”。顺治十八年()，丰城县，“初二月雨坏小东门涂家屋背城六丈二尺，沙湖下内城三丈六尺。三月，坏耿家湖外城四丈免，腰带湖内城五丈五尺，大东门内城六丈。皆何侯士锦捐资鸠工修砌”。康熙十六年，“兴国县，六月内，洪水，城毁百余丈，坏田庐”。
洪涝发生后倾圯城垣的同时带来了一系列的潜在性危害。崇祯十五年清江县城垣倾圯尤为严重，当年二月至五月间城墙坍塌二十七处之多，而此时正值明朝末年，各地战乱不断，在这种形势下，大量的城垣倾圯不但会使水患更为严重，同时可能对该地区造成军事上的威胁。除此之外，城垣的倾圯通常压倒人民、田庐，给百姓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三)“桥梁坍塌”
洪涝灾害对于桥梁的破坏特别严重。据笔者所见史料，只要出现较大的洪涝灾害，就一定会对当地的桥梁造成损坏(尤其是木桥)。洪武十三年五月，高安和新昌(今宜丰)大水，冲毁桥梁。同年，赣南的大庾县和南康县也发生水灾，大庾县的横浦桥被水冲圮。天顺八年，袁州、瑞州和新喻今新余洪水。袁州府，四月大水，秀江桥圮。瑞州府，夏大水。新喻夏月洪水，小江桥、石墩桥，屋俱厄于水。(卷一灾祥)(卷二十四祥异)隆庆四年，新喻连雨暴涨，通济桥遂大圮。康熙十年，新城县，四月大水，十四都蛟出，冲决利涉、杨溪二桥。(卷一祥异)乾隆六年，萍乡县秋八月大水，芦溪市宗濂桥被圮。
从灾害的直接损失看来，“桥梁坍塌”的破坏性虽不及“漂民庐舍”和“城垣倾圯”，但桥梁坍塌会直接影响救灾物资的运送，从而降低灾后赈济效率，如此一来，灾区情况便是雪上加霜。
(四)“冲毁堤坝”
堤、坝是古代农业社会的重要水利工程之一，对农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堤、坝在明清时期江西洪涝灾害中遭到破坏的情况十分常见。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南昌府丰城县堤、坝损坏尤其严重。正统元年(年)，丰城县，水复冲堤，周丞直重修。万历二年，丰城县，水决南沙岸堤。万历四十二年，丰城县，水，倾二王庙堤七十丈。顺治十八年，丰城县，二月，雨雹，大风拔木。五月，大水，鸡婆堤坏，漂民庐舍，坏墓，塞田百余顷，溺死男女三十余人。康熙二十六年、乾隆二、八年丰城县，大水决堤。同时，丰城县也是明清时期洪涝灾害最为严重的地区。
其他地区堤、坝毁坏情况亦十分严重。永乐元年夏，余干发生大水，导致“洪水横流，龙窟坝塘等处堤岸颓圯，坏民庐舍，伤害稼穑”。万历二年，鄱阳县七月水，冲溃西津圩岸，漂没庐舍。崇祯十年，余干县五月大水，涨入县治，溃官塘圩，舟徙南门入市，至弋阳溪，各乡圩堤多溃。顺治二年，新建县，洪水，倾罗渡圩一百六十丈。康熙三十年，清江县，大水坏白公堤，漂没田庐无算，膏腴数万顷悉成污菜，官民交困者十余年。
作为重要的水利工程，堤、坝一旦被洪水冲毁便会出现严重的后果，如“漂没庐舍”“淹没农田”等，水灾的严重性也会由此急剧加深。另外，堤、坝一旦破坏就会失去其蓄洪灌溉等功能，给粮食生产、农业发展造成重大的影响。
(五)“山崩田壅”
江西的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强降雨容易引发山洪暴发引发“山崩田壅”这一严重后果。明清时期江西山洪暴发造成这类危害十分普遍:
永乐五年，万安县，蕉源水涌，山崩田塞。
正德十四年，鄱阳县，四月，江西大小两孤平陷于鄱阳湖，遂不知其处。一龙来脉之山尽皆崩坏，水溢城中丈余，城外沿江之地澎湃而尽，人民死者不可胜计。水退后，沙场有死黑龙一条，蛟二十余条。
正德十六年，崇仁县，四月，大雷雨，山崩石裂，水涌数丈，人畜压溺者无算，沿溪田尽成沙石。五月，复大雨，水溢，平地四五尺，居民漂溺黄洲桥毁南岸三墩。
康熙二十年，安远县，四月，长沙五龙等保忽田地昏霾，溪流陡涨，各山顶吐气涌水，土石俱崩，渰没本处居民及会昌、雩都一带，近水田地多为沙碛，漂去人物不计其数。
光绪十五年，九江二十余里太平宫木梓树地方正在庐山之腰，(八月)二十六日巳时陡发
起蛟，一时山崩地裂，洪水荡荡。大坂人烟稠密，忽然涌起水头，高至丈余，田庐草舍冲刷大半，至晚水势始消，淹毙人口不计其数。
山洪暴发时水势凶猛，持续时间短，破坏力极强，往往让人猝不及防，造成的后果格外严重。另一方面，山崩之后，不仅压毙人畜，影响农业生产，还会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除了以上几种危害性外，洪涝灾害发生后通常还会衍生出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嘉靖十六年浮梁县“大祲，水涌。浮梁之民相角，聚众杀掠”。洪涝导致饥荒，从而引发剧烈的社会动乱。此外，频繁不断的灾害，也会使广大人民产生灾害恐惧心理，留下心灵创作。总之，洪涝灾害严重威胁百姓生命财产安全，对地方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
四
明清时期江西洪涝灾害后的应对机制中国历代王朝均十分重视灾害的防治与应对，明清时期，不管是国家层面还是地方社会层面都形成了较为完善的防灾、救灾机制。明朝建立之初即建立了一套相对完备的救灾机制。同时，形成了一套以报灾、堪灾、赈济为中心的荒政监察体系。清明的救灾制度在明代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完善，其立法更为完备，措施亦更为全面，单在灾蠲手段上就分得十分细致，大体有“免赋”“缓征”“赈”“贷”“免一切逋欠”等名目。下面分别对国家与地方社会对江西水灾的应对措施做进一步分析。
(一)国家对灾害的赈济与应对
从《明实录》《清实录》等史料中可以看出朝廷对江西水灾(尤其是重大水灾)十分重视，应对也较为及时。举例如下:
(正统十二年六月甲子)江西赣州、临江、吉安三府自今春以来天雨连绵，山水泛涨，田苗浸没，居民房屋悉被冲塌，人口畜产漂流损伤甚多。事下户部行有司分投赈济。
(正统十二年十一月己丑)江西赣州瑞金县南昌、吉安、临江、广信、九江、饶州、抚州七府属县、赣州瑞金县六月淫雨，县市水深丈余，仓库钱粮俱被漂烂，居民溺死者二百余人，并南昌、吉安、临江、广信、九江、饶州、抚州七府属县亦被水灾，人民乏食。上命户部遣官覆实赈济之。
万历三十六年夏，南昌府属大水，漂流民居，禾尽没，南昌、新建、进贤县饥尤甚。巡抚卫承芳奏改折兑粮，并发仓粟赈之。布政使陆长庚、丁佳嗣采知府庐廷选、知县吴嘉谟议，弛长河渔禁以予灾民。
(康熙二十五年六月)癸酉，赈济江西广信府上饶等八县水灾饥民。
(雍正十一年十二月戊辰)免江西新淦等七县本年分水灾额赋有差。
(道光十四年八月辛酉)给江西南昌、新建、进贤、湖口、星子、清江、德化、峡江、丰城、庐陵、吉水、泰和、万安、鄱阳、余干、都昌、建昌、德安、瑞昌、彭泽、新淦、上犹、崇义、新喻、万年二十五县被水灾民一月口粮，房屋修费，并蠲缓新旧额赋有差。
(道光二十八年十一月己卯)蠲缓江西德化、瑞昌、湖口、进贤、余干、建昌、南昌、新建、丰城、鄱阳、万年、星子、都昌、安义、德安、彭泽、新喻、新淦、上高、新昌二十县被水村庄，新旧额赋有差;赈德化、瑞昌、湖口、进贤、四县灾民;给德化、德安、瑞昌、湖口、彭泽、南昌、新建、进贤、鄱阳、余干、星子、都昌、建昌十三县灾民一月口粮及房屋修费。
可见，当水灾发生后，朝廷主要采取了两大类措施。其一为减轻百姓原有负担，主要包括蠲免、蠲缓赋税等措施。其二为给予百姓一定的补助，主要包括赈济、给予口粮及安家费、驰禁等措施，主要由户部负责办理。
此外，由于江西水灾较他省更为严重，统治者对于江西灾情也尤为重视。下面以道光十一年特大水灾的救济为例，对朝廷的应对措施加以分析评价。道光十一年夏五月，江西多州县连日大雨，造成江河水涨，多地被水成灾。据光绪《江西通志》记载:“南昌、南康、瑞州、袁州、饶州、抚州大水”，“南昌、新建、丰城、进贤、高安、新昌、宜春、萍乡、万载、鄱阳、余干、万年、星子、都昌、建昌、安义、德安、瑞昌、湖口、彭泽等二十州县被水成灾”，灾情尤为严重。水灾发生后不到两月，朝廷即发布谕令予以救济:
(道光十一年七月乙亥)谕内阁:御史李昭美奏筹酌荒政一摺。本年江苏、安徽、江西、湖广等省被灾地方较广，叠经谕令各该督抚妥为抚恤，毋使一夫失所。兹据该御史奏请，严究隐灾饰灾，并安辑流民，严禁遏籴，及勒减粮价……
(道光十一年七月丁丑)江西巡抚吴光悦奏:南昌等县大雨河涨，田庐漫淹，发银抚恤情形，得旨:查办灾赈总要帑不虚糜，民沾实惠，外省恶习相沿，每遇此等事件，书役必从中舞弊，严加查办。
一月之中朝廷两次发布关于应对江西水灾的谕令，并且强调“查办灾赈总要帑不虚糜，民沾实惠”对于“书役必从中舞弊”之事必须“严加查办”，足见朝廷对于江西水灾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