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封西祀是指东方封禅于泰山，西面祭祀于汾阴之地。其中封禅是帝王祭祀天地的大礼，先秦的儒士认为泰山是大地之上海拔最高的山——距离上天最近的位置，因此登泰山顶祭拜上苍被认为是答谢天恩的最佳方式。因此，封禅泰山成为历朝帝王重视的国家大典。相传古时封泰山者有七十二家，秦始皇、汉武帝均举行过封禅大典。史载：“上（秦始皇）自泰山阳至顶，立石颂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天子（汉武帝）独与侍中奉车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历史上如此诸多帝王封禅于泰山，这一举动到底有着怎样的象征意义？他对现实的王权统治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一、东封西祀
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作了《封禅书》，开篇云：“自古受命帝王，何尝不封禅……每世之隆，则封禅答焉，及衰而息”。“受命”是指受到天命的意思。在司马迁的意识中，如若封禅泰山，首先封禅之人必须要受到天命的眷顾保佑，其次应该在太平的盛隆之世举行，而世道衰落之时就应停止举行封禅典礼。在古人的世界里，“天”的存在是人们思考和行为的终极依据，成为了人们行为方式的最高准则。同时，古人又在天命靡常、惟德是辅观念的作用下，认为能够得到上天垂青的人，必然是有德之人，有德之人算得上是“人上之人”。
天命的眷顾证实着自己的德行广大，德行的广大诠释着自己身为“人上之人”—帝王的合理性。天命、德行、身份，它们在封禅之中找到了共同的落脚点，在仪式中实现了融合，三者之间似是而非的逻辑论证在现实之中有了归宿。封禅泰山不仅凸显着帝王受命于天而拥有的盛德，更要向“天下”展示自己身为九五至尊的合理性，诏告“天下”繁荣盛世，从而赢得“天下”之人的信服。宋代皇帝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思路中开启了封禅之路。
宋代进行封禅大典的是宋真宗。此前宋太宗也欲封禅，终没能施行，他的继任者则了却了此愿，宋真宗君臣为了营造封禅的氛围，首先导演了一场天书降临的闹剧。天书降临事件的发生有其深刻的背景，景德元年宋与辽被迫签订了澶渊之盟，当时有人将之称为城下之盟，这在宋真宗心里留下了阴影，史载：“初，王钦若既以城下之盟毁寇准，上自是常怏怏。他日，问钦若：今将奈何？钦若度上厌兵，即缪曰：陛下以兵取幽、蓟，乃可刷此耻也。”因此，宋真宗以为澶渊之盟使得朝廷颜面大跌，造成了心理的失衡。
如何找回已经丢失的尊严，弥补心理的落差？在王钦若等人的推动下，天书降临之事开始被酝酿，并最终按照神人指示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天书，见天书有文曰“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天书玄秘性的降临过程将人君奉天受命的神圣一面展露出来。它一方面弥补了澶渊之盟给宋真宗带来的心里不平衡，另一方面又为之后饰天下太平的封禅大典营造舆论氛围。正如王钦若所言：“封禅是已。然封禅当得天瑞，希世绝伦之事，乃可为。”天书降临只不过是封禅于泰山的序幕。
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宋真宗君臣开始了酝酿已久的封禅大典，继而在祥符四年进行了祭祀汾阴之礼，《宋史》云：“东封西祀，以告太平”。显然封禅乃是彰显“天下”太平之事。司马光曾经这样表述太平的景象：“君明臣忠，上令下从，俊良在位，佞邪黜远，礼修乐举，刑清政平，奸宄消伏，兵革偃戢，诸侯顺附，四夷怀服，家给人足，此太平之象也”。
司马光认为“四夷怀服”是太平盛景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彰显太平之事的泰山封禅自然也必得有四夷的参与。如大中祥符元年三月，众人在呼吁请封伊始就有：“蕃夷耆艾之伦。佥以时洽治平。物无疵疠。宝符肇降……愿举升中之礼。备稽典故，共拜封章”，这里的“宝符肇降”即是前面所述天书降临一事。四月，“宰相王旦等率文武百官、诸军将校、州县官吏、蕃夷、僧道、耆寿二万四千三百七十人诣东上合门，凡五上表请封禅”。
在这两次的上表请封中均出现了蕃夷的影子。在十月举行的封禅大礼中，参与的四夷之人更是熙熙攘攘，“东封泰山，溪洞诸蛮并来贡方物。诏以人数稍多，命使臣专以岳下馆待之”，邛部州蛮派使者“会于泰山”，大食国“舶主陀婆离上言，愿执方物赴泰山”，也有占城“遣使陁傍亚声来贡，会于泰山之下”。待至宋真宗登顶泰山，大礼正式举行，在封禅过程中所现气象，史官作了如下记录：“紫气蒙坛，黄光如帛绕天书匣。悉纵四方所献珍奇异兽于山下”，而后“御坛上之寿昌殿受朝贺，中书门下文武百官，皇亲、诸军校、四方朝贺使、贡举人、蕃客、父老、僧道皆在列，大赦天下”。诸四夷不仅请封禅于泰山，而且众多蕃客还亲自会于泰山，并参与了整个典礼的过程以及向真宗皇帝朝拜道贺，以显示对赵宋天子厚德的认可。此外据《宋史》真宗本纪和夏国传中记载，西凉府、三佛齐、西夏均参与了此次封禅盛况。东封泰山之后的三年，大中祥符四年，宋真宗君臣又策划了西祀汾阴的典礼，其用意与封禅几无二意。
宋代君臣通过东封西祀的举措，彰显了赵宋天命所归、厚德广博，地位尊崇的叠加状态身份，这种身份在东封西祀的仪式中加以确认和强化，而宋人在实施这种仪式的过程中，更获得了四夷怀服来朝的满足感。在面对四夷齐聚泰山的盛况，宋真宗君臣对于心灵上所充盈的那个“天下”似乎有些自我陶醉，他们或许高估了东封西祀对于怀服夷狄的意义。黄纯艳给予宋真宗封禅之举评价说：“四夷参与东封西祀可能确有因此大礼而入贡者，更多的或并非朝贡国的主观思想，而是宋朝按照自己的政治需要有意营造的效果。”处于诸多异族政权并立的赵宋时代，宋人为了坚守“天下”的理想，可谓煞费苦心，然而却使保留在思想上的“天下”意识在现实的物化仪式中得以诠释。
二、历法颁赐
历法是人们关于天文气象变化的规律总结，进而达到服务于人类社会的目的。《尚书》云帝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允厘百工，庶绩咸熙。”帝尧命羲、和二人通过观测日月星辰等天象的变化，指导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活动，从而使得各种事业繁荣兴旺。这是关于历法方面最早的记载。历象授时是历法的基本功能，也是其重要的特征之一。封建社会以农业作为国家之本，农事的丰欠状况事关国家的安定与否，甚至关乎王朝的兴衰命运。历法在指导农事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历代帝王将历法奉为治国之宝也不足为过。除了以上历法的基本功用，古代的统治者还给它披上了一层神圣的外衣，这件外衣散发着至高无上的皇权气息。
历法之所以介入了神圣至高无上皇权的领域，固然因为它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指导作用，此外，还与历法本身的渊源密切相关。首先，古人认为历法最初是由“太古圣人”所创造，这意味着凡事都要在依古托圣的思路中寻求合理性的古代中国，历法拥有了一个血统高贵的出身。对于这一高贵血统的来源，古人如此叙述道：“太古圣人，体二气之权舆，赜三才之物象，乃创纪以穷其数，画卦以通其变。而纪有大衍之法，卦有推策之文，由是历法生焉。”其次，历法是向天而作，“天”是人们行为方式的最高准则，古人关于上天的论述不胜枚举，因此历法也就有了不言而喻的权威性。
《易》将历法产生的两个因素的相互关系作了以下概括：“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神道”指日月星辰的运行，“圣人”指已经作古的历史上的贤者。有着“历史”和“上天”双重背景支撑的历法被抬到了高高在上的位置，这个位置与帝王的身份有机地实现了接榫，因此帝王颁赐历法于人臣的举动显示了双方上下有别的君臣关系，寓意着受颁赐者对颁赐者宗主身份与地位的主动认可和承认。
宋代的文人士大夫们对于历法的追崇热情丝毫不减于前代，并且他们关于历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起作用的认识，翻开史料便可以窥见一斑。宋代大儒程颐、程颢指出：“事之最大、最先，在推测天道，治历明时，万事莫不本于此。修齐治平，治之道也。顺时治历，创之立度，治之法也。”二程将历法的创制看作万事的头等大事，依历法敬授人时是万事万物之本。
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也说道：“历者，有常之数也，以推寒暑，以先天道，以勉人事，其法信于天下”，继而又从反面论述到：“差之毫厘，则乱天人之序，乘百事之时，盖有国之所重也”。欧阳修表达了和程颐、程颢二人相同的观点，着重强调了历法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性，而欧阳修更直接明了地指出了历法规范“天人之序”、“乘百事”，因此被朝廷所器重。披着神圣光环的历法在宋人那里受到格外的重视，而且它在周天子和诸侯那里得到了有效的实践和示范，当它开始被赵宋天子颁行于诸边蕃夷时，上下君臣的关系、宗主与蕃属的地位自然也就隐喻其中了。
历法在宋朝与其他异族政权交往的过程中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色彩，代表了特定的政治关系，这在宋与党项的关系中得到了有力的诠释。景德三年李德明向宋朝进誓表，党项人开始内附，史载：“九月，（李德明）遣使进誓表，……此西夏进誓表之始。”第二年便“诏赐赵德明冬服及仪天历”。“德明时行中国《仪天兴注历》垂三十年”，截至天圣年间，“曩霄称帝，自为历日，行于国中。”
元昊前期，宋与西夏的关系达到了冰点，党项人不再使用宋朝历法，而是采用了自创的历法，当双方关系缓和以后，庆历五年，“辛未，始颁历于夏国”，元昊再行宋朝颁赐的《崇天万年历》，元丰八年，宋廷复颁赐西夏《奉天历》。由此可见，宋与西夏党项族关系的好坏完全可以通过历法的颁行与否反映出来，历法颁赐这一举动已经成为折射宋夏关系的一面透镜。所以当南渡的宋廷再也无暇顾及西北一方，西夏开始依附于金朝时，也就不难理解绍兴二年初，宋高宗以“乾顺附金久，不复颁赐，自是，不行中国历”的深层原因了。
还有一件事颇令人玩味，政和八年，宋科举考试宏词科竟然以“代云南节度使大理国王谢赐历日表”为题目，足见宋代君臣对历法在对外交往中的象征意义的重视程度。再如淳熙三年，宋朝赐安南国的历法与封安南国嗣的敕书一并颁发，史载“宰执奏：赐安南国历日，合降敕书。缘李天祚薨，其子未有封爵，欲作赐安南国王嗣子龙翰敕书”。淳熙三年的这一举动，充分呈现了历法与政治之间的紧密关系。
本来契丹和宋的历日之争应是属于技术层面，然而历法背后的象征含义使得双方各自顽强地坚持着己方的立场，守住了本国的历法似乎就意味着守住了本国的尊严，维护了本国“天子”的至高地位，否则，就有矮人一等的嫌疑。他们各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