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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万载社会保障机构的建立
历史
清政府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者和维护者,在荒政之外,注重慈善救济的建设,不仅制定相关的政策,而且还建立相应的救济机构,实现了管理的制度化。
明清时期，万载乡绅们不仅能积极响应州县官员的号召，能积极主动地捐钱出力参与修桥、建仓储谷备荒，以及办书院、义塾、助学机构等州县域社会建设和参与地方事务，还积极主动地参与社会救助机构建设。
县邑举人辛从益撰文《寒衣会序》在同治十年版《万载县志》说，“我县土瘠产薄，而民情尚近厚，好义乐施之举往往有之，自岁饥公米乐助外，其设公会为穷民计者，有因心堂施棺之会，有育婴堂养女之会……”一些资料表明，宗族自古就有救济族人的传统,而政府正是看中宗族的这种救济对族人的控制作用,对其大加提倡,从而促成了清代宗族保障体系的发展。清代民间社会保障的兴起，是在政府的利诱、地方社会的需求和宗教思想影响等因素的刺激下发展起来的,不仅内容广泛，而且保障面广,满足了乡村社会的需要。
建仓储谷：让民众感受备荒赈灾扶困的浓厚氛围
建仓储谷备荒的理念始于隋开皇五年，是一种由国家组织、以赈灾自助为目的的民间储备。唐太宗于贞观（）四月，尚书左丞戴胄上言曰：“水旱凶灾，前圣之所不免……今丧乱之后，户口凋残，每岁纳租，未实仓廪。
随时出给，才供当年，若有凶灾，将何赈恤？故隋开皇立制，天下之人，节级输粟，多为社仓，终于文皇，得无饥馑……若年谷不登，百姓饥馑，当所州县，随便取给。”太宗曰：“既为百姓预作储贮，官为举掌，以备凶年，非朕所须，横生赋敛。利人之事，深是可嘉。宜下所司，议立条制。”于是，自此天下州县，始置义仓，每有饥馑，则开仓赈给。
清雍乾年间，由于国家荒政的衰败，由官府建立的粮仓日渐衰微，为此，清朝王政不得不诏令民间参与地方仓储制度的建设。
据同治版《万载县志》记载的由知县建立的仓廪有：常平仓——康熙四十年（１７０２），由知县何锡建仓二十三间。雍正十年（１７３３），知县汪元采捐建门堂三间，额贮谷壹万贰千壹百肆拾石。至嘉庆十五年（１８１１），知县又进行修葺。新丰仓——在县署东，雍正三年知县施昭庭建，共七间。雍正七年，知县许增建九间。雍正十年，知县汪元采重修。咸丰五年遭兵毁。不仅如此，知县还把建仓储谷备荒之举实施在乡村，如在槠树潭建永丰仓，在黄茅建常丰仓属，在白良江滨建咸丰仓，在五百兴建年丰仓，在圳上建恒足仓，在罗城建庆丰仓，在白杨市建恒丰仓。
同时，万载乡绅也加入到传承先人善举的行列中，纷纷倾囊设立“义仓”，让生活在困顿中人能够得到乡亲的襄助，感觉到社会的温暖。义仓，在社会中它既是一座存放善心、慈心、义心的仓库，又是对同胞体恤之情、维护社会稳定的社区实践。帮助他人，同时也是在帮助自己，其功德最终会回馈给个人及社会，为社会增长善的意念和力量。在万载，清道光辛丑以前民众捐建的粮仓有：
八隅图众社仓——在明德坊，上至常平仓，下至官街，图产有北窑枫树下早迟田壹千伍百伍拾把，并有庄屋鱼塘余土。
安泰义仓——在城内九仙宫侧，共有包房14厅，房七合，由县内土籍捐建。
义丰仓——在康乐塘文昌宫侧，购买九姓及宾兴堂地基，共建仓廒十八厅房八合，其门外守仓屋与文昌宫合建，共同管理此仓。
为了有效地管理义仓，乡绅们还制定出了一整套相应的制度。首先，建祠以祭祀乡贤，以此建构乡绅阶层的文化霸权，施行社仓法，以储粮备荒赈灾扶困，惠及乡人，受到邻里爱戴。乡绅还依赖在宗族中较高的威望，每年举行一次祭祀活动，“每岁春月开仓碾米、出粜，请合里绅耆会祭，并酌议应行之事”，鼓动更多的人们加入到储谷备荒的活动中来。此外，乡绅还利用手中全面负责庄田经营的权力，做到“秋冬收租，岁时出纳”，推举公正肯出实力之人总理其繁杂事务，对管理人的任用、管理费用的支取、平粜事务都作出详细规定。
一方面采取传统的储谷入仓，在青黄不接时实行借贷，“量卖与贩户，至一半而止，其半仍备荒口……不可尽卖出也……秋收后，即须补填仓”；二是因气候潮湿使粮仓腐蚀霉变，须“推陈出新有方，大抵二三年必须易仓”；三是规定平粜所得资金，则采取存典生息的办法，“逐日结账，即将所得买谷填仓，不得延捱”；四是要全面资助各种慈善事业及地方公共事务，照顾鳏寡孤独、废疾及穷人；规定“其鳏者独者，必年六十以上，孤子则年十五岁以下乃给，寡妇、废弃则无论其年龄概给之”。
“扶贫”或者“救济”是一种“施”与“受”的关系。明清时期，万载有识之士在逐利重商之时，能够保持一份清净、慈爱、互助的心境，能够通过建“义仓”的行动，让自己的善举增加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和信任，促进社会和谐，增长社会慈善的意念和力量，最终使大家都能够在一个慈爱和信任的环境中生活，实在难能可贵。
设堂扶济形成较完整社会救助体系：
清王朝建立后，封建统治集团采取各种手段巩固其统治地位，一方面残酷镇压人民的反抗，另一方面积极发展社会生产，安全人民生活，尤其重视救助鳏寡孤独和废疾者中生活无依靠、缺乏基本生存能力的社会弱势群体，进一步动员乡绅与社会有识之士完善社会救助机构，形成比较完整的社会救助体系。
年，清王朝诏各处收养鳏寡孤独及残疾无靠之人，“有司留心举行，月粮依时发给，无致失所”。于是郡县官员纷纷建立普济堂。后来，各代皇帝都沿袭这一救助措施，屡次重申这一救助规定，让“贫而无所归者”，能够“居有舍宇，出有衣履，食有粥，而疾有医药。”
查阅大量历史资料证明，清代万载县城内先后建有育婴堂、普济堂、因心堂、皆有堂、宾兴堂、乐泮堂等社会救助机构，县城外有东洲宾兴堂、东洲敬教堂等，这众多的社会救助机构完全依靠乡绅乐施助捐。
育婴堂——收养弃婴或孤寡儿童的民办救助机构。我国元代和明代已有育婴室，但没有普遍设立。清孝庄皇后在京师建立育婴堂后，“不数年，由京师以达郡县，育婴之堂遍天下矣”。特别到雍正帝时，他御制《育婴堂碑记》，希望“九州之内，自通都大邑至市镇繁华之所，郡县长官各殚厥心，仿此而推行之”，下令各省督抚“转饬有司，劝莫好善之人，于通都大邑人烟稠密之处，……照京师之例推而行之”。
据同治版《万载县志》卷八“公署”中记载，育婴堂“在西门外里许锦衣坊，即养济院旧址，”由县域内的一些乡绅们捐建，且“置田产，公择首事三年轮管报销。咸丰九年续买四都三图小南门外宋家坊十里园屋宇土田等业，遂以此处屋宇为堂，立有育婴堂匾额。”从县志记载看，乡绅们捐有不少田产分布在县域内的乡村，道光六年之前约有田把（约44亩），后又有增置，如“道光六年首事潘于萍、萧世即续买小源田叁百贰拾把；二十年首事袁瑞揆、唐淦、卢贵显续买下碓田叁百陆拾把、店房一所，高塘里田叁百零伍把并庄屋。”同治年间又有些增置。其实早在明朝，我县即建立了如此收养弃婴或孤寡儿童的救助机构。
另外，在清嘉庆十三年在县东三百步外也建有安养院，后因岁久颓坏，知县汪将屋二十八间新建，后易名为养济院迁建在东关外。明洪武三年，知县冯原礼在东关外建立养济院，其后知县李粲、胡文光相继进行了缮修，后移至城西社稷坛左；乾隆五十九年，知县蔡兰复从小北门外五里亭黄竹岭，建厅一个，并有左右廒房二十四间。
普济堂——收养孤寡老人的机构。据同治版《万载县志》卷八“公署”中记载，普济堂“在县署后偏右”，“乾隆十九年知县朱崧督首事郭治清等倡捐，构屋上下二栋，左右厢房、门楼环以围墙。将原拨义学罗教、黄和生等田柒百伍拾柒把、洲土二块额租肆拾肆石伍斗，详请改拨堂内并建堂所，余银陆拾陆两统交治清暨周继盛等生息，至二十八年共有肆百伍拾叁两，买横山南窑田，额租陆拾石，详咨部准收老人四名，继增为八名，月给口粮，冬给棉衣，历年收支统归学首事兼理报销。”这个机构的经费来源于捐款构屋后的余银买田出租的收入。
因心堂——救助贫困死者的民办机构。因心堂是王寅斋倡建。乾隆十八年，王寅斋之孙王培执请邑署令周澍撰文纪念。县令周澍欣然命笔，写下《因心堂册序》：“乾隆十八年，生（指王培执）祖寅斋邀同志七十人，为掩骼计，距今五十四载，银两不足三十，而施棺无（通“勿”）算，兼修道路有余，则买田，且构堂宇焉，皆寅斋经理功也。”到王培执之时，“家世清贫”，并不象其祖父那般富足，然而，王培执却怀恻隐之心，“愿毅然为己任”，将因心堂操办延续，令县令周澍也十分钦敬。
县令周澍以为，“在堂诸君皆因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实，各解私橐，鸠成盛举……”希望因心堂诸君“达则济一世，穷则尽其力”，能善作善成，“遴选老成之人司其出入”，如果能做到“岁有赢余，便可垂久”。另据同治十一年刊本《万载县志》卷八《公所》记载：因心堂在大北门外，“王昌仁、李荣陛等七十人”参与了建置，“有田亩山场，岁施棺槥。”
与因心堂相匹配的还有皆有堂、存心堂等。乡绅辛辰云（道光十一年举人）在《存心堂记》中说：“吾邑义举之多也，而莫勤于恤死者。”乡人“以施棺捐地为务，义塚所在多有”，这种救助机构起于乡绅捐建，“刘君湘夫、辛君雁发以新买义山告询之，则又有所谓存心堂者，事起道光壬午，二君偕明经汪起鹏、郭海门、茂才易朝宣等二十四人，人资二千。”另外，皆有堂“在白水阳澄桥下街，道光九年（）职员欧阳春协、监生欧阳精、欧阳鹤、甘会凰等各子孙倡捐，置产施棺，二十三年建堂。”
宾兴堂——以救助贫困学子为目标的助学助教助科考的民办机构。在所有的救助事业中，乡绅们最乐意和兴趣最大的就是支助与救助贫困学子的学习与参加科举考试，因为可以“鼓文风、翼地气”，光大门庭。与宾兴堂相同性质的还百乐泮堂、敬教堂等。
以宾兴堂为例，据同治版《万载县志》卷八“公署”中记载，宾兴堂在道光五年（）由进士郭大经等倡捐，城乡土籍绅耆捐建。“一、二、四、五、六区诸君子相与成之，或折公赀众业，或捐己产己缗，罔弗慷慨乐输，共襄盛举”，共计捐资三万余金。宾兴堂“在县治北康乐坊文昌宫左，道光五年城乡土籍绅耆捐买建宫，地基因就宫旁建堂二栋，后堂置木牌，胪列乐助姓名；堂左另辟一室，列捐妇姓氏。前为首事办公所，又前为厨房，门外空场墁以砖石，缭以围墙。
东向建坊曰聚奎所。置田业及各姓助产，公择首事三年轮管核算，为文武童试卷费，乡会程仪有记其捐助名氏，契约条规有册。”所置田产及各姓助产择首事三年轮管核算，为文武童试卷费、乡会试程仪。其捐助名氏、契约、条规有册记载。这里，土著竟然排斥了客籍势力强大的三区人士，从《万载宾兴堂册》所附的“知单”来看，道光五年、八年（、）三次开会时都只是“通知各城乡土籍”，完全排除了客籍的参与。道光二十三年（）郭光笏倡导续捐并作序，光绪七年（）郭赓平再次倡捐。
除此之外，土著还设立了其他一些专供本籍使用的教育基金。如思永堂卷费，道光二十二年（）职员易锡纯捐助共田把，额租石，交宾兴堂一区首事带管，每科通计所入分作四股，以两股发文乡试入闱者，一股发文会试，一股作交粮备补零用之需，有余归下届核算。首事糕饼钱、岁贡千文，此费亦止发土籍。学宫文武乡会试费，自乾隆年间始乡试每名文，后渐增至至文不等；会试初仅一、二人，每科十两，后人数渐多，改照乡试钱数按名十倍之。客籍东洲书院也设有宾兴堂，为“书院度支会计地，而多士及乡会试资费亦皆经划于其中”。
再如乐泮堂，道光三十年，由“城乡绅士邀集同志捐资集费，置田数千亩，店房数所，以其租息为岁科试、文武新进公费。凡属堂内之人，修金、印卷、饭食一概取给其中，公择首士轮流经理。”东洲敬教堂，“在牟村宾兴堂左……购田数百亩为科岁试、文武新进及补廪公费。”
综观清代救助社会弱势群体的政策和实践，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做到了成体系成规模，比较完善；二是以官办为主，民助为辅，对少数未被纳入官办系统的民办社会救助机构与活动，给予了积极支持与扶助；三是以“养”为方式的救助机构，对被救助者完全实行免费，体现出“皇恩浩荡”和统治者的“仁政”理念；四是救助水准只限于维持被救助者的最低生活需要、保证他们的生存目的。
创办书院：让民众体会教育鼎盛的原因
现存志史记载的万载县最早的书院是位于县城西部株潭获富的张岩书院，创建于元朝至元年间（～），为临江儒学教授万载籍人张千崖所建。“张岩书院在山之麓，有礼殿以祀先圣。……有楼以藏圣贤之书，有堂以尊师而讲学，有四斋以居其学者，有仓廪器具以给。”元代元统乙亥（）之春，张千崖外甥萍乡人氏荣岳孙，“因院之旧而加葺之，以延师取友，率其族人乡党子弟而就学于斯也。”
明代初期，教育的重点是兴办官学。因而，州、县原有的书院有不少被改建为地方学校和社学。至嘉靖年间（～），万载县的书院有所发展，有教谕龙国臣创办的三峰书院，节度使易节创办的坞溪书院、杨嘉和创办的步云书院等等，这些书院均为习举业、重授课的考课式书院。明时，万载县的书院同全国各地一样，经历由衰而盛，由盛而衰的曲折道路。清代同治版的县志记明朝万载县有书院20多所，因时移代易，多数书院已遗址莫寻，姑存其名于旧志。
公元年，清世祖入关登基称帝。清承明制，注重科举，但不提倡书院教育，也不许另创书院。雍正十一年（），朝廷对书院的政策有所改变。是年下旨，认为建立书院，“亦兴贤育才之一道也。”“各省书院之设，辅学校所不及。初于省会设立，……厥后府州县次第建立，延聘经明行修之士为山长，秀异多出其中。”在这种形势之下，万载县内书院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乾隆九年（），知县严在昌捐廉银倡建，里民聂嘉会助银81两，汪淑躬助银9两，买田把（折合今8亩），在县衙后偏左方建成龙山书院。乾隆二十年（），知县朱崧将龙山书院移建于龙河东岸马脑山侧。同年朱崧又督使地方绅士汪朝祖、郭治清、汪发楫等倡捐改建，易名为崇文书院。乾隆二十四年（）又更名为龙河书院。龙河书院一直到年才改称为龙河中学堂，龙河书院从创办到改为中学堂历经多年，历任县官、地方绅士、平民百姓为龙河书院的发展壮大，捐廉助田、献银让地，以此为荣，代不乏人。至清末，龙河书院有学田15多把（折合今亩），还有山场、花土、店铺，款产丰足，规模可观，为县内第一大书院，亦是万载县唯一的官办书院。嘉庆及道光年间，可谓万载书院的鼎盛时期。尔后龙冈书院、龙云书院、龙桥书院、龙洲书院、东洲书院、高魁书院、启元书院、彦威书院、育英书院、多文书院、鹅峰书院等先后在株潭、大桥、罗城、高村等地建成。
万载县的古书院，有许多独特之处。一是做到遴幽选胜，建筑精美。龙河书院为避开城市的喧嚣繁杂，改建于龙河之滨马脑山，“三面倚山，前临长河，中有山水佳趣。”“中讲堂，堂上架以高楼，前头门，次二门，后内厅，左右学舍，共十二间。周以垣墙、庖湢悉具。”株潭客籍举人谢畅轩、曹庆余“以兴起斯文为己任”，背靠张岩（书院），面对株溪，创建正谊书院。“其山川之胜，觉灵秀清淑之气，实萃于此。既远城市之喧，复无邻居之杂。”“其栋宇鳞次曲折，有使人一览难尽者。其中为讲堂，堂后祀文昌。堂之右，则祀乡先生以下及贤媛之好义捐赀者。再右，则有高阁巍然，以祀魁星。其下祀崇文堂粟主。其前有深院，倚阶为两廓，围隙地数弓作花药栏。其文士适意之所乎！堂之左为山长厅事。前有二池，以备祝融。再左，则为生徒坐斋。鳞次数十间。其前有观光楼，以资凭眺。
敬业乐群之暇，登斯楼也，其必有心旷神怡悠然自得者乎！其它垣墉园沼庖湢之属，位置周密。美哉，洵书院之大观也。”二是做到官民鼎力，兴教为先。为大兴教学之举，万载历届知县都建有讲堂，如地址设在康乐坊的吴公讲堂，康熙十七年，为前县会吴自肃建，雍正十三年，知县严在昌在其址上又作了改建。如县学门内的常公讲堂，康熙二十二年（），为前县令常维桢建，后圮废，乾隆二十二年，乡绅辛汝歧、郭治清等捐建于学宫右。常维桢任县令时，还在康熙十七年（），在关帝庙内设义学。再如学宫义路右的何公讲堂，康熙四十三年（），为前县令何锡命建，并立有去思碑。明、清及中华民国期间，历任县官也十分重视书院发展建设，如严在昌、朱崧、周吉士、周澍、牛廷炤、卫鹓鸣、陈文衡、武穆、张文浩等县令，任上各为龙河书院捐廉银两。
此外清代万载的乡绅十分热衷振兴县域内的文教事业，纷纷大办书院、义塾及乐泮堂、宾兴堂、思贤堂、永思堂等助学助考机构，全县有书院35所，类似于书院的书屋、讲堂、义塾等共13所。如宣讲所，在邑西八十里白水市下街，雍正十年由知县汪元采详准将罗教、杨子华躁岭遗庵改建，拨大枫凹、柳树冲田壹佰伍拾把为本乡绅土宣讲薪水之资，后被佃户侵占。乾隆七年，绅士欧阳瑞、刘嵩等人请复，将公宇移建。尤其值得颂扬的是那些深闺巾帼为兴学助教所涌现的感人事迹。如道光二年，职员宋寿昌母闻氏，“因（龙河书院）院宇倾颓，独力撤旧重建为屋五进。大观楼、讲堂头二门俱仍前式，楼下大厅，楼后藏书阁，俱夹室。
堂前长廊中竖四归照亭，头门中厅左右夹室，东西院会文堂各一，书室各十六，东司守厅房四，西厨房，三门外立惜字亭，周墙皆瓷砖石，其费银五千余两，又捐膏火田余把”。道光四年春（）辛朝聘妻郭氏助田余把（折合今16亩）给龙河书院。罗城麻田李宗汉妻杨氏，捐资建成育英书院，随后又助田0把（折合今40亩）以解决书院师生的生活费用。清光绪十二年（）龙玉臣之妻辛氏，献巨资在鹅峰十字布创办鹅峰书院。三是由祠堂、姓氏斥资创办的书院占了万载书院的半壁江山。
此类书院多属启蒙书院，类似私塾、族学，并非考课式书院。很多书院办在祠堂中，规模不大，家族管理，规制严格。这类书院为万载教育的重要补充，同样为万载教育作出了巨大贡献。清光绪二十八年（）后全县书院相继改办高等小学堂。光绪三十一年（），废除科举制度，以考课为中心的科举预备学校——书院，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为何清代万载的乡绅们能以高度的热情积极主动地投身县域社会建设呢？据方志记载，明代中期全县的市镇只有五处，即奇圃市、高城市、周家市、蓝田市和获富市，俱在怀旧乡，而且都距离县治较近。明代嘉靖年间兴起了潭埠市、株树潭市、礼山市、白良桥市和牟村市等五个市镇，“诸市上通湖湘，下达省会，商旅往来辏集”。但是经过明清之际的战乱之后，康熙年间“商旅亦非昔比，惟潭埠、株树潭二处通舟，贩谷买客多泊于此”。
直到雍正后期，万载还是一片经济萧条的景象，乾隆初期得到复苏，全县市镇达11个。历经一百多年的休养生息，万载在嘉道年间迎来了经济、人文的繁荣发展。道光十二年（）的县志称：“万邑在群山之中，田不过十之二三。近年多所树蓄，财贷以通；四民俭朴习勤，皆有以谋其生。族姓崇建祠堂，尊祖敬宗以睦其族，上下之分，男女之别，礼义存焉。相与讲学术，育贤才，人文其日盛矣！”
全县市镇激增到31处，分布比较均匀，而且“街市喧填，货物凑集”，商人“拥资走数千里外江浙川广，往返尤多”，“其土产之利则以夏布、茶油、表芯纸为最重”。由此可见，万载乡绅参与县域社会建设和地方事务管理服务工作，不仅因为口袋钱财俱足，还因为乡绅们大都是由儒家文化培养与熏陶出来的，儒家文化培养与塑造了地方文化精英们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责任感。清朝万载知县卫鹓鸣在《道光壬辰（）县志序》中也赞扬万载人“节义善行，足以励时风”。
查阅大量历史资料可知，中国帝王素以:天子自居，视天下苍生为:子民，因而在历代官员的上谕中，每念天生民而之君，无非欲其爱养黎元，俾无失所，故于四方闾阎情形，周咨博访，纤悉罔遗之句俯拾即是，体现了:家天下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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