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第二次参加“龙榆生藏文化名人手札展”。这也是另一种定格。第一次，在北京，那是3月9日。“字响调圆：龙榆生藏现当代文化名人手札展”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开幕。展览是由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作家书画院主办，东升汇龙榆生研究室承办。展览至3月19日结束。我有空到展馆去看了一下，也是走马观花。说老实话，没有引起我的重视。我也看到了张瑞田先生写的《史学价值与书法意义——龙榆生藏文化名人手札摭谈》的评说文章，也是作为这次展览的重要的前言式的宣告。从文人的角度来阐释文化名人手札的历史价值与书法意义，写得很精炼，也很到位，且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如此摭谈，也是令人深思悠远的。可惜，当时我没有好好地研读，根本不懂其变，也就没有什么“格”可言了。今年的5月23日。主题没有变，内容也没有变，是从北京移师到西湖文化浸润出来的杭州。这就让我对其有了变的认识，变之格局的非凡，是要我们懂得什么叫真正的变格。这里重要的是在浙江美术馆内开幕和展出。展览共展出了近百件钱钟书、徐悲鸿、周作人、刘海粟等二十六位文化名人与龙榆生往来之书信，这在杭州历史上是不多见的。这对研究那个时期的中国文化、思想、历史、经济、社会形态等都有独到的史学价值和人文精神及艺术进步，尤其是在书法的美学理念和诗词改革研究等方面，都是今人无法可以相比和企及的。我以中国作家书画院副秘书长的身份应邀参加展览活动，既感到惭愧又感到自豪。惭愧自己在大师面前常常班门弄斧，惭愧在自己的努力下依然学而不能优则仕。自豪自己的是能参加这么一流的大师学术研讨会，自豪自己能够坐在前排作为重要嘉宾出席开幕式。这都是因了自己对文化的热爱和爱好，这也都是因了文化之缘分，使我能与大师所藏的大师级的作品面对面地交流，即使这些大师们都早已仙逝，但他们的作品在，就是他们的音容笑貌在，就是他们的风格个性在，就是他们的文化魅力和精神不朽之追求在,就是中国的国学文化之精粹在，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蒂不死！他们的书法手札，所散发出来的文化之灵魂，是可以超越一切时代的，也是永远值得宏扬光大于世的。
毛主席讲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我以为，这句话好像也是龙先生一生之写照。他的《唐宋词格律》和《中国韵文史》，岂止为二百年？！文化之船何止只行三千里？其定格与变格之自信，那是对中国文化之不朽之自信，何有年限之定变？龙先生就这样自信地向我们走来。不过，龙榆生在那时或许不是大师，仅仅是一名知名的学者，一名几所大学里讲授唐宋词的教授，或者就是《词学季刊》中的主编，是编著有《风雨龙吟室词》、《唐宋名家词选》、《近三百年名家词选》等的作家和编辑。这些中国之词选等，是永远辉煌于世的！
龙先生生于变革的年代。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签订，章太炎在东京组织“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孙中山应邀出任大会主席，上海耶松造船厂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第二次布尔战争结束；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回到北京，并第一次撤帘露面，召见各国使节。这些大事都发生在这一年。这一年的年3月19日，龙榆生出生为虎年。姓龙遇虎年，内心深处有龙虎在，是否厉害？其父龙赓言，与文廷式、蔡元培、董康为光绪十六年（）的同榜进士，在安徽和湖北等地做过多任知县和知府，著有《蛰庵诗存》，其母亲杨玉兰出身于万载世族，6岁时，母亲就去世了。所以，史上有记载：他的童年“温饱学习无人过问，因而身体瘦弱，性情孤僻。十岁前，只在钟祥、随州等地念过一年蒙馆”。辛亥革命后，其父辞职后，即回到家乡创办集义小学。龙先生在其父的指教下，熟读《史记》前传，《文选》等文史名著，并释心钻研，又学会了诗词骈文。正因为如此，所以才有了后来的主编之工作，所以才有了许多如雷贯耳般的文化名人与其交往交流和探讨诗词写作的经验，包括向请教与龙榆生。所以，才有了今天“龙榆生藏文化名人手札摭谈”展览，而且在中国最顶级的展览馆中进行，在中国独一无二的城市展出，这些殊荣，恐怕是龙榆生和其家人永远都很难想及的。或许,如此真的是可望不可及的。或许，如此真的可以告慰龙先生在天之灵了。所以，那天北京阳光明媚，杭州又细雨霏霏。北方多日照，南方多文雨。变与不变，我们只有用心感受才能悟出其真理来。当天晚上，我沿着西湖湖沿走了很久，要想走一周遭，恐怕比较难，西湖太大了，我心所及时，她又是太小了。龙榆生所拥有的名人手札，那一页页，就如这湖面吗？我用历史的眼光翻过去时，是否小心翼翼着呢？那细雨下着，就是当年每位名家大师在纸上沙沙地挥写着的字之音响么？字响处，一定会有唐宋词之韵律飞出。笔润所及，那湖面就有涟漪被风吹起。有荷的响声盖过心跳，其韵悠然，或许就是唐诗宋词在那里定格，又慢慢地在湖面上沉淀下去的，是否又被这一湖的荷花月色捞出来，在不崇尚诗词格律的年代里变格了呢？我如此用脚步叩问着，如此用心丈量着，那些是字正笔健，那些是字响调圆，那些是史学价值之具象，那些是书法意义之精神，那些是唐宋词之定格与变格，那些是可以句读，可以标明平仄、韵位，那些是依旧“倚声填词”或“按谱填词”，一直为后世所用。不仅仅是为了“调圆”，不仅仅是为了江西万载。
时代怎么定格和变格，一般人是无法可以左右的。与大师为伍者，在没有大师的时代，也必为大师也。出生与年4月26日的龙先生,其优秀不是早学时的进步，而是在14岁高小毕业后的挫折所致，是越挫越勇越有智慧。他人生的定格从此而始也。他由于身体素质差，就想跳过中学直接前往北京大学学习，不过，他的这一愿望却落空了。他年开始患病，年在其父亲的安排下，就与年长龙先生四岁的陈淑兰成婚。年，几乎“大病几死”，但在其妻的照料下才逐渐康复。大学梦不能圆了。20岁时，他由堂兄沐光介绍，进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从黄侃学习声韵、文字及词章等，同时，还教黄氏次子读《论语》。时间也不长，就因王占元发动武昌兵变，与黄侃离开学校，前往苏州、扬州游历。后来，龙先生即返回家乡，出任集义小学的国文教员。后来，又去任上海神州女校国文教员，因不会上海话，仅一个月就被辞退；同年夏天，又转至武昌中华大学附中任教，也是三个月后被辞职；年至年上半年任教厦门集美中学，期间曾拜闽派诗人陈衍（石遗）为师，也到厦门大学拜见过鲁迅。年9月，经陈衍介绍，他担任上海暨南大学国文系讲师（翌年升教授），兼国靖学院诗词课。此时始，龙榆生开始研究词。期间，他拜谒夏敬观，并结识了陈散原（三立）、朱彊村（祖谋，光绪9年即年进士，曾任礼部、吏部侍郎等，晋代著名词人，为“清末四大家”之一）、程十发、胡适之等名人。年9月，龙榆生开始在暨大教词。此时，可能为龙先生今后的“唐宋词”和“中国韵文史”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尤其是在年12月，朱祖谋去世前以遗物和校词朱墨双砚相授，并由夏敬观画了《上彊村授砚图》，后相继有吴湖帆、徐悲鸿、方君壁、蒋慧为等人为其绘《受砚图》，一时传为文人佳话。当时，汪精卫系彊村任广东学政时的门人，龙榆生因朱的身后事而开始与汪有较多的联系，但皆多为诗词唱和之事。也正是有了这一段文化遗韵，而导致了汪精卫在成立日伪政权时，汪伪国民政府任命其为立法院立法委员。据史料记载，年2月，龙榆生被汪精卫接去谈话，4月，被任命为立法委员。但是龙先生的门人任睦宁后来讲，汪伪宣布任命龙榆生为立法委员并未征得龙榆生同意，而据夏承焘在《天风阁学问日记》中说：年4月4日，他曾接到龙的信“谓胃疾大发，医谓非修养不可，而家口嗷嗷，无以为活，出处之际，非一言所能尽云云。”而事实是否如此？我不得而知，只知道史料记叙，年9月，龙先生兼任精卫宅家庭教师。但坚持不参加任何政治会议，惟以教书育人研究学问为务。也许，正因为其为汪家之家庭教师，他才能被应允如此兼职而拒之参加各类政治会议。恐怕这些背景和资料，都可以印证其被动为汪伪政权之立法议员的。人生如此“变格”，这也是他始料不及的！同年12月11日，其父龙赓言病逝于万载马步乌溪壁。20日，龙榆生创办的《同声月刊》创刊号出版。或许，正因为他入了汪府之体制内，才能有能力进行诗词韵律之研究，才能为今后的创作出成果，否则，必为生计而奔波，何来的文化之研究条件？尤其在日伪时期。当然，他在这以前，也是有不少文化成绩的。时序在先，变与不变，世事难料。律定与律变都在某一瞬之时，无可奈何花落去，又必然坚信春风十里不如你。年时，他与著名作曲家黄自合作完成《玫瑰三愿》等歌曲，成为一代名曲。9月开始，又担任了上海暨南大学中文系主任，时年31岁，可谓年青有为。年下半年又兼任复旦大学教席，同年4月又创刊主编了《词学季刊》（年8月13日，因日军炮轰上海而毁版停刊，共出11期）。年下半年开学初，他又辞去暨南大学的教职，转任于广州中山大学。年下半年任教于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及苏州章氏国学讲习所。年至年，因经济十分困难，他不顾严重的胃病严重，扶病奔走于苏沪和市中心区之间，有一段时间，他竟兼了五个学校的课。确实为生计而奔波不息，穷困虽没有潦倒，但也是十分艰难的。人生能在定格与变格间行走，他靠的就是如此地坚守坚持着，那就是唐诗宋词激励着他，那就是这格律之韵情牵魂绕地执子之手，孰言放弃？！因此，不为五斗米折腰，这是要看本质，要看内涵，而非表面表象。不过，从政治层面的影响来讲，这么一位名师，这么一位有影响的名流，这么一位有文化品味的名校老师，竟也入了汪伪政权中，并为重要的职员，是汪身边的要员，显然没有什么行政工作，也没有多少危险性，但社会舆论社会认识，却是反对的，却是不大应该的，却是缺少一点精神的。我们对龙先生的历史地位，一定要有一个中肯的评判，既不能言过其实，又不能借题发挥违背历史事实。尤其在今天，既不能以人废书，也不能以书废人。
时间走得快走得慢，那是历史的事，那是某些人的感觉认知的事。时间的任性，谁也左右不了。定格与变格，都在这时间的任性中存续着。龙先生的自信就是这一辈子都付于了“词”!我认识龙先生应该是比较早的。因我过去最早是喜欢写诗的，也是因了唐诗三百首的缘故，而学习古代诗词。写新诗，也是学习了郭沫若的那本新诗集《女神》，尤其喜欢《凤凰涅槃》。后来就喜欢艾青的诗，还有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以及贺敬之的《回延安》，过去都是能背能诵的。唐诗宋词更多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还有欧阳修的散文等，包括王维等人的田园诗。认识龙榆生是在他的《唐宋词格律》中，是他的这本于年10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遗著，至今拿出来还是有点发黄了的。过去翻得多，现在翻得少。这本《唐宋词格律》，是他一生心血的结晶。写得比较务实，虽然没有高深的理论分析和深究，但是其依韵脚分类，计分平韵、仄韵、平仄韵转换、平仄韵通叶、平仄韵错叶等五格，并收词牌种类比较丰富相对齐全一些，共有词牌一百五十余调，大多数是唐宋词中常见的。好在言简意赅地进行阐释，每一词牌都说明了它的产生来历和简要的演变情况，间或有指出适宜表达何种情感及其中某些特定的句法和字声，如某些领句字应用去声等。同时，每一词牌都附有“定格”和“变格”等词格，标明句读，平仄和韵位。每一词格都附有一首至数首唐宋词人的作品，写得比较细，也很务实，实用性、操作性、工具性比较明显，对初学者来讲，必然受益匪浅。一册在手，可以基本览尽唐宋词之体例了。我就这样在书中将已故的龙先生“定格”。但没有对他的身世了解得如今天这么多，这么有自己的认识，有自己的思想“变格”。后来，我又购得《中国韵文史》，是这个书名吸引了我，而不是龙榆生。但仔细一翻，又大吃一惊，是龙先生之杰作。也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由钱鸿瑛导读。这是一套“蓬莱阁丛书”，共41本书，可惜我没有购全，只购得十来本。可能这本书没有多少人喜欢，反而书店里还剩下几本，其它书就没有了。此书在出版说明中说：“本丛书辑取其中尤具开创性而篇幅不大者，并邀请当今著名专家为之导读，不仅梳理其理论框架，剔抉其精义要眇，更着重揭橥其学术源流、历史文化背景，及撰作者当时特定的情境与心态，从而在帮助读者确切理解原著的同时，凸现大师们的学术个性。”如此说明，我是十分讨厌的。本来就是请人写个序，弄出个导读来，岂非滑稽？这本书本身是龙先生写的，难道别人不能自读，还要什么所谓的名家大师们引领着读，这与陪读是否一样？而在封面上将导读者的姓名也写得与作者的还要大，好像其写作出版似的。这本年3月出版的书，有了出版说明还远远不够，还要有导读？文人们什么时候变得如此之虚荣了？是否辱没了龙先生“垂范后世的经典之作”之精神？龙先生这本书主要涵盖面比较广，是从诗歌开篇，先于四言诗着手，着重介绍了诗《三百篇》，以及《楚辞》和乐府诗的演变，五言、七言诗之发展，律诗的盛衰，唐诗与新乐府诗及江西宗派等，基本上简要地勾勒出中国古典诗、词、曲的发展流变和某一时期某些诗集类别的衰微和消散之轮廓，以及其特性，包括一些流派之盛衰。后篇重点就是写词曲。从词曲与音乐的关系说开来，从讲燕乐杂曲词的兴起，以及各词曲词调的兴盛与发展，包括各个历史时期词曲的衍变，词风的变化，曲调的雅化，各派的特质和不同点之比较，最终清词之结局，写得有理有据，既能独辟蹊径，又能卓然自成风格。这本小册子虽然只有页，但是其中都是真知灼见，系统性强，特性明显，引证据典，尽是精粹之品和惊骇之论。在某种意义上，人有品位，就当有定格，就当有变格，就当不违背这些韵律，这些格律。从他身上，我们不仅看到了民国末期文人的才情文德，也看到了中国文化的经典之作，就应该如龙先生这样静心研究而不张扬于世的。其实，龙先生之精神，就是知道这世上什么是真正的是非曲直，什么是真正文人所要崇尚和喜欢的，什么是一个文人应该在生活生存之中不忘初心，坚守自己的道德高地，以自己的能力，为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服务，或者说是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尤其在历史的大是大非面前，自己不同流合污，也算留取丹心和清气于人间了，也算人生所必须之贡献的吧！
真正在唐宋词之间独立信步行走的人，现在恐怕是很少了。我惭愧没的将唐宋词进行到底，仅为皮毛之学，写此文章也是惶恐所为，不敢面对龙先生,只好真心检讨。其实，我在学习诗词格律时，最早是学习王力的汉语言的东西，读他的专著，后来也购入其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诗词格律》。均要比读龙榆生的专著要早些。而更早认识的是龙先生的师长所著的《唐宋词选》，是夏承寿和盛弢青选注的，是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共首，不知为何未选首，要是放在今天，肯定要选首整数。可见过去人们对学术研究和文化品质的认知是非常严谨的，也是十分敬畏文化的。不可滥竽充数，坚持宁缺毋滥。还有《宋词三百首笺注》，作者是上彊村民、唐圭璋，前者为重编，后者为笺注，非常明确，如此定格不移，如此没有变格，说明文人的品质和品格，出污泥而不染不是一句空话。此书是年9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彊村先生所选，是在清嘉庆年间张惠言校录词选的基础上增选的，原来只有宋词68首，又不录柳永及吴文英两家。上彊村民先生选之数量多，且内容广泛，主旨明确，鳞选比较精辟。凡是宋时词家比较好的基本都选入，都为代表作。有些次要作家，因其词写得好也入选，对过去有误的也作了修正。唐圭璋为书作笺，主要侧重于评语一面。旧解释注，各有千秋。不过，这二位先生都很谦虚，认为有些不一定对，即注明“间有不当”，特别是“评语中亦不免有穿鑿附会之处，还望读者批判抉择，勿为所囿云。”如此虚怀，今人可比否？其实，文人应是胸襟袒荡者，否则就枉为定格其文人。后来我又买了一本新版的《宋词三百首》（注评），其选编者依然是上彊村民，但评注者却是王兆鹏、黄宗浩了。我比较着看了，唐圭璋先生的评笺是带有特别注解之意，是对诗意某些句意之补充解读。而新版的由王兆鹏等人的注评，就没有达到这一深度，仅是对说词的分析，而且有不少也是从唐先生注笺之意思中来的。有些注释还没有唐先生的有深度有意义更准确。有些就是翻译点评而已。我就此而怀疑，王兆鹏先生是否在突出自己而借上彊村民之名声，彰显自己的“才名”？造成事实上的去唐圭璋之笺注而否定唐先生之才能和学识。我以为这样做是不妥当的，也是文化史上之笑料。因此，应该将唐先生的笺注也附上，这样才是比较完整的。《宋词三百首》的编者朱祖谋（—），一名孝藏字古微，号彊村、又号上彊村民，归安（浙江湖州）人。清光绪九年（）进士。历官翰林院侍讲、礼部侍郎等职。光绪三十年（），出任广东学政。后辞官卜居苏州、上海。史料记载，朱先生早岁工诗，四十岁后始专于词。与王鹏运、况周颐、郑文焯并称为清季“四大词人”。有大型词集丛刊《彊村丛书》等遗世。他既是近代著名词人，又对现代词学的研究也独出其左。现代好几位著名的词学家都曾受教于他。如有词学大师之誉的龙榆生先生和夏承焘先生，都曾入其室而受其教。龙先生是他的得意弟子，朱先生临终前受砚，为文坛之佳话。唐圭璋虽没有受教于他，但非常推崇其《宋词三百首》，早在20世纪30年代唐先生就为《宋词三百首》作笺。其笺注本，也风行于世。他们二人的稿本版本，都曾几易其稿和多次重新排印出版。可见过去大师们对自己作品的精益求精之精神，那是来不得半点虚伪和粗心的。除此以外，我过去还购了不少各个时代的诗词选本。比如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汉魏六朝诗选》，是余冠英选注的，也是非常好的。后来我还购入《训诂学初稿》，是周大璞主编的，黄孝德、罗邦柱分撰的，最早第1版为年7月，2版为年7月，3版为7年2月，是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我也涉猎之。另外，我还购入谢桃坊著的《词学辨》，7年4月第一版，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总体来看，都从不同的侧面，展示着中国文学的经典，但我还是被上彊村民的《宋词三百首》选所感动，他的认真，他的严谨，那是他们一代人的优良的传统，传至龙榆生先生处，依然没有断裂，依然是静心所致，结撰不怠，并以自己文化人的品格，集合起联姻起众多的文化名人名家，留下了许多文化经典和文化精粹，这些手札，就是国学根底之深深渊源的流布，是圆融古今通博于世的世纪回眸。如此定格之，经典才不会流变，即使创新变格，也不脱经典之范式。因此，这批作品的现世，是挣脱历史的尘封而以其独特的心情和视角记录着那个时代的心声和对某些文化糟粕浮现于世泛滥于世庸俗于文坛的无声之宣战，它早已超过了文化之宝贵遗产的范畴，而应上升到国学的层面加以定格后推动创新变格,并使其走向更加光辉灿烂的无声之呐喊，是不满足于不沉默后的“字响调圆”的清醒之韵律！
当然,龙榆生是排不上民国时期的名人中的,或许他就是这样信步地行走在他们中间的一个大学问者。那本叫《民国文人书法性情》，就是没有他的名字，也没有上彊村民的名字。有的是康有为、吴稚辉、罗振玉、张元济、蔡元培、章太炎、梁启超、杨度、经亨颐、王国维、于右任、陈独秀、弘一法师、章士钊、鲁迅、叶公绰、马一浮、沈尹默、周作人、黄侃、柳亚子、钱玄同、陈寅格、刘半农、胡适、郭沫若、顾颉刚、梁漱溟、叶圣陶、钱穆、冯友兰、茅盾、郁达夫、徐志摩、丰子恺、翟秋白、老舍、闻一多、俞平伯、梁实秋。但是，在词学方面，在唐宋词格律的研究方面，在中国韵文史的考证方面，他们可能都没有龙先生深刻全面精辟，都没有龙先生在这些方面可以经典于世。所以，这些民国之文人，有不少人反而写信请教龙先生，或者与龙先生商榷探讨诗句格律和韵文规律等。所以，也就为了今天这些手札与大众见面。让这些文化之灵魂在此定格于世。但他出生于民国前,从词学的角度,应是民国时的文人。另外，我还看过《清代名人手札》上下册，是人民美术出版社（4年5月第一版）出版的。最早是根据年世界书局《影印·名人手札真迹大全》（全六册）版本修订出版，是刘再苏搜集。4年版本的收入名人手札有十二位，均为清代的大臣、文吏、书画家。他们是曾文正公国藩、左文襄公宗棠、骆文忠公秉璋、胡文忠公林翼、沈文肃公葆桢、曾忠襄公国荃、李文忠公鸿章、彭刚直公玉麐、张文襄公之洞、翁松禅相国、吴窻齐中丞、郑板桥老人。“他们或为良相，或为勲臣，或为儒将，或为循吏，其一言一语，关系人之立身处世者甚大。今汇集十二名人之嘉言于一处，俾阅者可以则效焉。”这就是过去印集中所讲的。我们不作政治人物之背景评论，从不以人废书出发，看其上的手札内容，确实大多数都是有益于教导后人的。但是，就龙榆生藏现当代文化名人手札展的作品来看，也是如此之名人，有身居要职者，也有非常之名士名流，大多是当时的文化精英人物，用现在的眼光，都是大师级的人物。如郭沫若、马一浮、丰子恺、叶圣陶、叶公绰、吕碧城、刘海粟、陈寅恪、沈尹默、黄宾虹、张元济、俞平伯、徐悲鸿、傅抱石、钱钟书、潘伯鹰、陈三立、吴湖帆、周作人、谢无量、夏承焘、赵朴初、钱君匋、赖少其、萧友梅、沙孟海。这些人中，也有泰斗式的人物。这些人都与龙榆生书信来往，都与他探讨谈谈格律的诗词，谈谈俭朴的生活，谈谈民族的音乐，谈谈禅性的认识，谈谈书法的笔法，可以讲是无话不谈，天南海北，人生大象与手札蝇头小字，无一不涉及。这些书札之率性和真情，那无拘无束的自由谈之精神，确实是人生的一本大书可以阅读。
我不敢自以为是地定格定论什么，但要阅后有感想，不然心里老是有愧似的，就是不要让手札变成手扎了。我就反复地翻看着《字响调圆——龙榆生藏现当代文化名人手札展作品集》，真是感慨万千。龙先生之定格与这些大家名人们的变格，都在这文化手札中展示出来。这些文人大家的手札展，就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缩影，或者是一个独特的典藏。这些手札，我们首先是要从时代的背景上进行研究，他们所思所想的，都在手札中反映出来，铁肩担道义也好，位卑忘未敢忧国也罢，从来都没有忘记过，都在三言二语中流露出来；其次要从文化上去考量，不仅仅是留住历史的一鳞半爪的内容，而是当时历史的一些真相，一些名家的真知灼见，一些超越自我的文化意识、道德自律、创新精神，彰显着时代的烙印；再次，要从专业的角度来深思，他们对词学的概念、词学的研究、词学的批评、词林的考证，尤其是律词的申议、唐宋词的音乐文学性质，唐宋词调之别体及分体问题的研释，尤其是唐宋词的艺术特征、艺术流派、格律的体制性研究，应当追溯到训诂与训诂学的领域中，重点要认识训诂中的声训和形训及音义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在求义的方法上对诗词格律的推进作用，不懂词性，不懂训诂，就很难为诗词格律之大家。比如何为“浑言、析言、统言、通言、散言、对言、散文、对文、通语、凡语”？这“浑言”就是笼统地说；“析言”就是分开来说，而“浑言”也可称为“统言”，也可称为“通言”、“散言”或“散文”、“对文”，“散文”也称“对言”、“散言”，或者两者同时并用。“通语”和“凡语”在杨雄《方言》中为常见的术语。通语指非地区性的普通话词语，“凡语”也是指普遍使用的词语，相当于现在的所谓共同语或普通话。这些语性词性等，都要明白，不明白，何能通义通音乐通格律？我们又怎能理解“七经之检度，学问之阶路”？（《上广雅表》，见《广雅疏证》P3）何以认知“九流之津涉，六艺之钤键”？（《尔雅序》，见《十三经注疏》P）。从训诂学中，我们可以解释词语的意义，并深刻认识其是离不开章句结构之分析的。这章句中的律性韵味，以及对偶和句法结构，主谓动宾关系等，尤其是龙先生在唐宋词格律的音节及内容的注释等方面，都离不开训诂学知识。我们在龙榆生先生的《中国韵文史》著作中，就可以见证这一认识。第四，尤其在书法的艺术上，我们看每位大家的手札所书的，都非常有个性有特质。我们在他们的书写方式上看，首先是率性的，是自由到了极致的，没有一点儿的框框限制，也不受笔法之束缚。什么叫信笔而书？这就是。
大师们以另一种方式,与龙先生行走着。我们在这些大师们的手札中，也可以看到定格之书与变格之书之风范。我们只要认真地看一看,就明白了什么叫大家手笔。从马一浮先生的“山中早凉札”中，我们就看到了其用笔的质朗，其布局的坦然，间架有度，显出行为的严谨，可以讲，笔笔有力，而且写的速率很快，但没有一丝的轻飘轻浮，何来的一浮？丰子恺先生的漫画为世人之大师，不料其书法反而奇趣而丰韵无限，从《交大会秘书处札》和《光明日报札》中，我们可以看到丰先生的书法无漫画之印信，反而有王羲之书体之丰厚功底，并带有隶性之灵动，甜美之中有硬有柔，随笔而行，情性无忧，确是子之恺悌也。观叶圣陶先生的《急当修复札》和《延至今日作报札》，写得文人气十足，不仅有王体颜体柳体之意味，更有金石之形迹，书之无张扬跋扈之态，只有儒善礼义仁让之修揖，文笔流畅而无俗态，字字严谨，笔笔轻松，行行礼让，清秀仁心修齐。察叶公绰先生的《森老来尚未晤札》，虽没有雄浑之气势，但却有刚劲之态，说其峭拔好像没有，绰约多姿也算不上，颜体之情性也没有，但反而有柳性之骨气显露，结体自然，有些字还是有儒柔风韵。墨浓处，还是有凝滞状而不能洒脱。不过，字字老倒，使整体效果异然。当然，其《祭叔词札》写得更是流畅柔美些。这里恐怕也体现了作者当时的心情和情绪不同，所书写的手札之气韵也是不同的。从吕碧城先生的手札来看，很难看出这是一位女子所书。她为中国妇女的教育和解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她的书札，书写随便轻松，依然不脱二王与颜柳之风，不过字字严谨，以行为伍，其《造像札》所书的清纯之一面，颇为人所洗目，秀惠中，灵性怡然；其《即已作答札》则又换了一付面孔，那种放松展拓，不再以秀色胜出，颇有男性之气度，大珠小珠落玉盘，无矩自然，行和横均不成候，颜体为要旨而率性于佳乃佳也！看刘海粟先生之书札，那力度，那气势，都是锐不可当的。此手札，形态放开有如黄山谷之气度和用笔，也有王铎的影子浮现，总体上是呈工整态的。在讲法度之上，略显金石神韵。其《忍翁札》写得比较快，可能将不忍体现在书札上，而且第一行写得直，其余都斜倒了的，整体效果不怎么佳。不过，从每个字来讲，写得还是健拔的。就沙孟海先生的手札不是书法看,他的《舍弟重教札》是钢笔字，在社会上所见也少。他是专业书法家，学书远宗汉魏，近尚唐宋明清，笔力功底深厚，但很少见到他的钢笔字，而且是以手札呈现在世人面前，非常难能可贵。其《舍弟重教札》，关键是没有了书法的辣味，反而是刚秀互现，所写的字个个有法度，更优秀。但其雄辣已经荡然无存。不过，字字严整秀美，反倒风格变得精工小巧起来，尤甚于大书也。而《彊村遗砚札》，写得硬朗，但没有《舍弟重教札》优美清秀，柔质太多，刚性不足，圆浑而缺气质。不过，钢笔书札特别可贵，也是因其少见。关于吴湖帆的书札，其《拙词之刻本札》，落笔张驰有度，情性无拘无束，他善临瘦金体，后得米芾“多景楼诗卷”真迹而专米芾之书，但在手札中却没有体现出米芾之狂放的一面，也没有洒脱的风韵，到是放松于形迹，率性于格局，颇有自己情性。其《前日奉书札》写得更松些，更有情致。从陈寅恪的《家中無书札》来看，纤细清秀，有瘦金体的意味，但又显得柔弱些。从其总体上看，内质是二王的东西，线条却是变异于瘦劲，笔法清健俊整，只是《不邀明月札》写得放松些，格调更有韵味些。观陈三立的《尊公札》，其字取法欧颜与苏黄，内质不脱二王之路数。但又受六朝碑版之冶炼，落笔就沉稳，布局就严谨，在手札上所体现出来的，就是以收为整肃，厚中有惠，浓墨处显老质，但有滞墨而不能率性而为。他是陈寅格的父亲，也是书画大师陈衡格（师予）的父亲，其以诗才冠绝时代，又以辞章而名世，其大幅书联等字，大多为“台阁体”。看沈尹默的《题湖帆画幅札》，碑帖之风格，可见一斑。他最早临北碑，后来学包世臣的《艺舟双楫》，研究其笔法。一般书都为横平竖直，每一笔，都要聚精会神地屏气而书，注重腕下功夫，后再学行书，仿米芾、智永、王羲之诸人墨迹，又遍习诸书。这里的手札，就是笔墨张扬不开，有点缩束感，但其笔力依然在内质中浮现；《未及一一作答札》倒是写得开张有韵，自然中见柔美秀质。从张元济的《榆生仁兄札》中，我们可以看到儒态憨然，真是元元可济；主要还是颜体之本，以楷显神，不出唐楷之根。其手札写得正整，即使现行书态时，也是尽量互不粘连牵扯。《手书捧诵札》写得剑拔些，但格局依然不乱不推。从周作人的《廿一日手书札》来看，文人的书性尽然于纸上，笔画纤细，是以刚质为基，散淡清洁透出书卷气。他的字，依然是瘦质而为，重点是二王之内因在起作用，外因也有隶态。他与鲁迅为兄弟。生性儒柔谦和，认为自己写札之字是“恶札”也。这在书法界文人界中也是不多见的。对他来讲，就是不因人废书。从郭沫若先生的《大著札》中看，没有了张扬度，而只有严谨度和率性度。此札写得比较流畅，整体布局浪漫，无羁押感。这是他学颜体的结果，用宽博之造型，将其浓缩起来，突出了横轻竖重的笔画之质感，看其笔画真的是“回锋转向，逆入平出”自如。有些线条涩重庄厚，轻重缓急有度，金石味溶气质于内，散秀朗于外。《大函及诗札》写得更放松些。看俞平的《新裁乐府札》，写得也颇有文人之秀惠，其笔画更趋纤细，瘦得更有精神特质。其雅淡媚秀与众不同，但未免太于纤细了。他的书法取自于《龙藏寺碑》。该碑为隋代楷书之典范，所以学之就会刻味太重。但点画是精到有力的，大有一丝不苟之状态。他的《擬编唐五代词选札》到是挺自然率性的，也无纤细瘦质可言。这又为另外一番景致了。观赵朴初的《先后三次辱书札》，其字柔质凝宇，骨气洞天，浓墨天然，淡墨少作拙态，其擅八法，尚李泰和、苏子瞻之书道。这“永字八法”是他的书道之崇尚的核心。所以，其书依然不脱二王之根基。不过，他的手札写得基本上差不多，变化不大，这与他的宗教信仰之精神有关。这里展示的《君是词源札》和《以宿疾时发札》及《以宿疾时发札》等来看，还是《以宿疾时发札》写得舒放些，依然是灵动性活现性多一些。从徐悲鸿的《惶愧天地札》来看，他临帖古碑古拓的功底扎实，主要是临《张狂龙碑》、《经石俗》、《石门铭》、《爨龙颜碑》等，得北碑之真髓。在这幅书札上也可看出刻石之线条的硬质刚性，布局的自然状态，书写的坦然心情，没有什么之处仍为“惶愧天地”可寻的。从夏承焘的《以课忙乱札》来看，完全是处在文人字的工整清秀和儒性雅态上。从章法上看，依然是疏朗为主，俊雅为辅，基本上也是从碑而来，如北齐迷信的《文殊般若经》，同时又吸收了智永的《千字文》、孙过庭的《书谱》，特别是王字《圣教序》等。所以，其书没有放逸之气势，只有儒、柔、雅之风格。从钱君匋的《廿六日札》和《在京事务札》及《屡承手书札》来看，写的风格基本差不多，以直行为主，每行留出空间。所书各体皆工，尤其他的隶书，独步时代书坛。在此书札，大致二王气息浓厚，即入金石碑拓刻印之精髓，境意独特，其中看似有虚的长形字，容易看上去为瘦了，其本质依然是劲秀饱满的。这里写得好的也数《屡承手书札》，轻松流畅自然。从钱钟书的《叔子五十生日札》、《良医诊治札》、《数寄诗来札》、《奉教甚慰札》来看，写得都各有千秋，文人气质溢于纸上。他的行草书，质地是二王的，柔入苏黄之韵，其书结体丰腴，线条自然，颇有水性流动。但从《叔子五十生日札》分析，到是文秀雅韵，笔力精锐，字字有颜容，笔笔有神采。《良医诊治札》雄浑显现，布局散落有度，不雍不挤不堆不砌，似大珠小珠落玉盘；《数寄诗来札》所书泰然，挥洒天然，偶发劲剑；无俗庸可寻。要说稍逊些的是《奉教甚慰札》。从黄宾虹的《手教并惠赐诗札》和《展诵手教札》来看，字数很多，都是小字，变化不大，有陆机的“平复帖”之意趣，只是笔力柔弱了一些；不过，其中也可觅见其金石之味，可能与他研究金石学有关，有篆之功力，“发人所未发”是他创新的功力；“吾常以山水作字，而以字作画”，就是贯彻了“书画同源”之原则。此手札写得静气悠然，拙意敦厚；还是《手教并惠赐诗札》稍为弱意了些。观谢无量的《辱赐笺翰札》、《湛翁暑中之作札》、《忽患目疾札》、《湯山逭暑札》等手札，写得很是律动，流畅自然，真是味出“碑帖交融，天趣盎然”之率性，其书法是出于魏晋六朝之碑帖，行笔受钟繇、二王及《张黑女墓志》的影响，也有《瘗鹤铭》之意味，于右任先生曾经说：“谢无量先生书法挟元气，风骨苍润，韵余于笔，我自愧弗如也。”好像过去曾评选过杰出书法家，他被选过“二十世纪中国十大杰出书法家”之一，这是坊间所选。但也证明他的书法为大家之列的。他的这些手札变化不大，风格基本一致。总之，其书之艺也无量也。看萧友梅的《大驾离泸札》，其札与谢无量的《湯山逭暑札》差不多，其流利性更甚。从其笔法和结体来看，二王的东西多一点，金石味也浓，严谨甜美有文锐之气质，知识少了点乐感。他是中国音乐学院的创始人之一，是继蔡元培之后的国立音乐学院的第二位院长。从傅抱石的《藻饰至不可当札》来看，金石味质很浓。其最早是写字刻字的，曾著有《摹印学》，全书分总论、印材、印式、篆法、章法、刀法、杂识等七部分。他最早是于1年在瓷器店为学徒时，即开始学纂刻、书画了。年时，他才14岁。年高小毕业，江西省第一师范学校，开始美术创作和研究工作，自居“抱石斋主人傅抱石”。年完成了第一部著作《国画源流述概》。继后就有了《摹印学》。至年时，就写出了《中国绘画变迁史纲》，出版于年。其书基本上体现了他的一贯思想：“人品、学部、天才。”绘画与书刻在艺术上是相通的，可以治于一炉。书画同源，治印为书之金石之巅，所以，其手札笔画精厉，具刀削之锐质，笔笔可见其神形，清端陵致无熟于美。观赖少其的《八日信札》、《得书问札》，两者笔意无大殊，但《得书问札》写得放松沉着，大而不俗，得书之乐溢于纸面，此书札，二王之味较重，伴柳骨之意，还不失隶性。《八日信札》的味道金石味重一些，随性随意而为，文人气韵，还有刻字之势隐性浮现。后来，我也见过他的不少书法，是转入扬州八怪齐心之风格，方笔为削，峭拔朴劲，简朴与石刻韵味浓烈，独我以现。登泰山后，其榜书学北齐经石峪，由方转圆。在这二件书札中，到无这些风韵。但金石味是不失其质的。看潘伯鹰的《续示匆促札》、《奉甘四日札》、《清论晨得札》，是二王遗风入骨之现，不过柔美不足，也无自然之延展，尤其是《奉廿四日札》，有点囿于所书，无丁点孤傲狂狷态，曾经竹笔作字，以求异趣，在此是寻不见踪影的。从其所书的手札看，反倒没有了书写之考究，如此处书，是找不到“不读五千卷书者，不得入室”之文人意气的。就此还有何“隋经堂”味呢？要说写得好些，还是《清论晨得札》，大概处于晨早，头脑轻松，手足灵性活现，所书柔性儒化于完美之中，字字有度，文气十足。
综上所述，我以为这些大多数为民国时期的大家，尤其是其中的文人之书札，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人杰，而且对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等都起到了引领和推动作用的鼎鼎之大人物，都与龙榆生书信往来，有些是请教其诗词写作的，有些是共同探讨某些文化现象的，有些是生活着关心问讯或帮助的，有些又是对某些专业进行交流的，有些是出于某事感谢的。凡此种种，都证明龙先生之平易良善的心态，以及专业知识水平之高鼎而无傲气俗气之炎势，也使我们看到很多大师之谦和及不耻下问的精神，或以一字之师而尊敬后学者。在学术面前，即使是大师也要当好学生。这就是这些大师与龙先生书信往来所给予我们后学者的意义，也是启迪于时代的意义之所在。他们之间的行走,是中国词之自信,是中华文化之自信,是文人相敬之自信。我看了这些手札后，不敢造次其中，而只有敬仰和敬畏了。我在座谈会上颇有感触,我依然仿佛身后有唐宋词向我信步而来,我感倒一种莫名的震撼和感动。
先说震撼。首先是感到文化的宏大。其博大精深于名家的无拘无束的文化交流之中。我们后来者是看到了过去文化大家们的风范是在不经意中流露出来的，那才叫范儿。我们看到了民国文化的浅薄，因为这些人的培养，特别是国学思想的传承，都来自于清末的教育，尤其是清末的改革开放，首先是从教育着手的，西方文化的涌入，也是以宗教的教会办学办医开始的。西方的贸易是掠夺性的破坏性的。中国文化的道德深度及根源在于国学。文化不仅是有深度的，而且是有厚度的，这个厚度就是文化的积淀与集成。文人们附弄风雅的东西，在这些手札中是没有的，手札是真文化真社会真心情真意愿真雅量的具体之反映。其次是感到了文化的力量。手札所揭示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那就是人品文品的高度统一性，是艺术形式下的审美观照，以其唯美性来将历史的情愫时代的关怀人文的理念浓缩成文人时下的美好状态，而文化的力量就是体现在艺术的价值上，使其可以跨越时空与未来对话。什么叫格局大？就是龙先生的唐宋诗词之韵的魅力所致，就是龙先生胸中有国学文化的乾坤。什么叫气量大？就是这一批文化大家的品行高尚，对国学文化的孜孜不倦的追求，对国学文化下的社会生活的淡然处世，尤其是龙先生所面对的各种思想各种理念各种认识及对时空穿越而引发的不同凡响。其所具有的“海纳百川”的词化哲学的信念将许多支溪流汇集成江湖河海的胸怀。龙榆生先生是那个时期文人的一个代表，是承上启下的一代人物之一。这样的手札展，这是不是在展示中国国学文化的最后的文明？
再说感动。我是被这些历史所感动着。一说到文人，我们就认为是诗词歌赋者，是字画篆刻等创作者，或者是教授级的人物，或者是某些文化的展示者，或者是与文化有关的集大成者。但是，当我们看了这些大家的手札后，就会有所改变。除了他们的名字名震四海和如雷贯耳外，我们看清了他们的真面目，那就是随和的、谦逊的，是平凡如一介平民的。真正的文人是没有架子的，也是没有傲气而不失傲骨的，更是没有奸刁鬼滑之饰词的。这是一个文化群体的文化道德意识的历史印迹，这是一群文化大家的文化理念的率性流布，是审美情趣下的艺术品德的真实情性集约的反映。这或许是中国文化的最后之高地，也是中国艺术精神的坚守和宏扬的警示与观照。我们今天再来审视手札的本来之意义，就会明白那时文人们的家国情怀。从历史来讲，东汉的王充在《论衡·致力篇》中说：“书五行之牍”。班固也在《汉书·循吏传》中说过：“光武帝为了示民以俭，以其手迹赐方圆，皆一札十行，细书成文”。张怀瓘在《书断》中也说过：“史游制草”，“尺牍尤奇”。魏晋时书家也最爱这种方式交流，也是那时最为流行时尚兴盛的一种书写交往之形式。古代书家留存于世的就有这个帖那个帖的，都是三五行为便笺似的手札。我们在他们的手札中可以看到这种文化的根脉，就是反应在有事说事上，无事问候关切上。尤其是文人相亲相吸而不是文人相轻相斥。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精神食粮。当然，儒雅不是无原则的，而是以原则为天的。其写的东西都是实事求是的，没有水份的，是干货。务实与硬气，才是真正的文人的风骨。所以，古代有灭十族也不低下文人高贵的头颅。今天的文人还剩多少魏晋风骨和鲁迅精神？有些人是长辈文化大家，能如此谦和地与龙先生交流，就是文人气度风骨在起作用；有些人是共和国的高官又是文化大家，能这样地俯身来躬就龙先生请教“词学”，就是文化面前人人平等，来不得半点虚伪和傲气，更不允许盛气凌人。这里还涉及许多跨学科研究的问题，但文化的触类旁通同样也是非凡的。比如有些人是研究社会科学的，有些人是研究政治的，有些人是研究书画的，有些人是研究宗教的，有些人是研究音乐的，有些人是研究儒释之道的。他们都汇集在“词学”研究的旗帜下，与龙先生探讨研究“词学”，对所涉及的问题请教龙先生。从而有了这么多的书信往来，从而有了这么多的手札重新面世。这是不是十分令人感动的事？！这是不是“尺牍尤奇”？这是不是另一类的国学文化和书法艺术的大餐盛景？文化的价值是不是可以超越政见超越时空物象的？！
我以为，对历史的感动是要超越历史之思想的。龙榆生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及艺术文化之魅力就在这里。龙榆生的词学成就可以与夏承焘、唐圭璋并称，他是后来学界公认的20世纪最负盛名的词学大师之一。举办这样的手札展，就是不因人废书废史废文的最好注释，其实，对龙先生来讲，也没有什么可废的，只要实事求是还历史本来之面目，谁都无话可说，谁都服帖了。因此，文化人以本真为核心，写史者也以史为据。龙先生在历史上有点纠结。他的变格是不以其意志为转移的,而那时的人生定格又是暂时的，转瞬而变了的。那就是龙先生于年9月兼任汪精卫宅家庭教师。这件事在前面已证明清楚了，也是有历史定论的。尤其是在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他与负责金陵大学校产的陈嵘（林业研究所所长）合作，将大学的全部校产、图书和设备转移到中央大学，避免了被日本人侵占。年夏，他以中大文学院院长的资格兼领南京文物保管委员为博物馆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当年。他3次去北平，通过了张东荪教授和中共中央华北局取得了联系，曾做过策动拥有两万装备精良军队的伪中央陆军将校训练团中将教育长郝鹏举起义的工作，但没有结果，最重要的是不失文人之风骨。年11月8日，龙榆生被囚禁于南京老虎桥监狱，第二年3月8日，被转移到苏州狮子口监狱看守所。年6月26日，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但最终被关了两年零三个月，直到年2月5日，才由夏承焘的弟子潘希真等设法将他保释出来。龙榆生真正的变格，却是在以不变应万变之中，他的定格定力，就在于诗词国学道德之修养，没有对国学“词”的挚着之追求，就没有龙先生之新生。他的真才实学,也只有在共和国的旗帜下才有了地位和荣耀。他于年初至10月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审部馆外编审。11月受到陈毅接见，在其关怀下，16日即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纂。0年秋改任文管会研究员，1年调任上海市博物馆编纂、研究员。2年由陈毅安排至上海博物馆任资料室主任，并特许其专心撰述，不必随例上班。6年2月，在陈毅的安排下，龙榆生又特邀列席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2月6日晚受到毛主席的接待。他在京期间曾与郭沫若论诗。后被评为三级教授。
龙先生之变格大于定格，那就是时代本身具有的局限性，或者讲，是人太具有超时代的突破性。我被这一大变格所真心感动着,不仅仅是用双目观看,这些手札及他的著作,而是要用心灵进行对话的!我感悟:总有一些人走在时代的前列，或许是对的，或许又是有缺陷的；也总有一些人是落伍于时代的脚步，或被时代推着进步，或被时代所抛弃，或被时代所困惑而立于原地并受到伤害。但都无碍于历史的潮流，对的永远是对的，必被定格，错的必被纠正，无法再定格，那就必为变格所替代。8年5月龙榆生被打为右派，由三级降为五级教授。年5月，他被安排去上海社会主义学院“脱产学习”，9月摘掉右派份子的帽子。年为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创作研究班授课。年11月，龙榆生因毛主席在延安曾看到过其主编的《词学季刊》，遂将《词学季刊》合订本三册托萧向荣将军交陈毅副总理转呈毛主席。年10月中，龙榆生因甲状腺瘤住院。手术后恢复良好，本欲出院。11月1日，家遭上海音乐学院造反派查抄，书稿文物悉数被扫空，对其打击很大；5日，肺炎复发，高烧不退，渐至昏迷，18日凌晨，龙先生因并发心肌梗塞，与世长辞。他的人生就此定格而无变格可寻。但是文化是不死的，是永恒的，龙榆生的“词学”是没有这样定格在那里的。某种意义上，变是常态，不变是非常态。年1月16日，中共上海音乐学院委员会对龙榆生错划右派的问题予以纠正，恢复名誉。年3月，其骨灰安葬于北京香山万安公墓木区余组。这就是龙榆生简要的人生履历。我在这里为何要如此按史引用？因为要让人们知道，这么一位大师，离我们远去了，不能让后人看了我的文章后不知其伟大，不能使后人感到为何那个时期他反而没有了名声而产生悬念。
人的感动有时是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待到动情处,必有哲思出没!但必当是以事实为依据为准信。我还以为，我们后人都要正确地认识历史，正确地认识大师，正确感知人生时代的变与不变。我更以为，那时龙先生一家的生活非常拮据，自己身体又不好，一家人生活，自己要看病，作为一个有点名气的文人，可能实在无奈。文人也有软弱的一面，不为五斗米折腰，也是对的。但是，我深刻地以为龙先生没有为丧失人格和品德而去折腰！即使汪精卫请他参加伪政权，在其中任职，他也是不答应的，这是前提。汪找他谈，我估计他不接受。汪了解到其生活困难，可能答应其为家教，以兼取生活费，或者答应挂个名什么的，不干丧天害理的事。如果没有答应点头，他就不会去其家里做事。他在汪身边，汪也必与他商量一些事宜。当然，他也可能都为百姓民族的安身立命而作此建议等，不当汉奸干违害民族民生利益的事。这很正常。否则，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怎么仅仅判他十三年徒刑？！这些资料应该在国民政府处是比较清楚的。但是，他在这期间也是做了反日工作的，否则，就不可能去保护金陵大学校产等，也不会去做策反伪中央陆军将校训练团中将教育长郝鹏举起义的事。这件事如被发现是犯死罪枪毙的事。或许他的门人任睦宁所讲的是对的，龙先生可能没有料到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竟任命他为立法院立法委员。这是他不同意的事，他可能只答应兼任汪精卫宅家庭教师，不参与任何政治会议。但其父在其兼职过了三个月后就病逝于万载马步乌溪壁。这是否与其为汉奸政府的主席做事有关？如果因病而受此打击，岂不加快其病发而逝？！在此时的龙先生却有了钱，可以创办《同声月刊》了。这恐怕也是事实。龙榆生对此有没有解释清楚？我以为在民国政府审判他时已经讲清楚了的。否则，他怎么可能被判处徒刑十三年？或许，其它人也有诬其名的，他也就说不清了。不过，我们还是以事实说话。他敢策反抗日，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所以，上海一解放，陈毅就邀请他，并给他一官半职，而且还非常敬重他，专门邀请他出席全国政协会议，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并有机会与郭沫若先生谈诗词之道。即使后来被打成右派，后接受“脱产学习”摘帽。在当时，就已纠错了的。后来文革开始后，受到冲击，医院治病而家受到查抄，他一生之心血的文化积淀，统统都被他们抄走了，这样的打击是他不能忍受的。他手术后引发肺炎高烧不退，实际上是并发症，在查抄后过了十八日时，因心肌梗塞而去世。这就是他可能为这样的查抄行为而愤恨不已！为这样的方式将他的一生所研究的成果毁于一旦而惋惜捶胸！为这样的侵害所造成中国文化的流失而无法接受和面对！其实，他无法理解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也无法接受以这样的方式革命。其实，用今天我们社会的现状来看，文化革命的意义，就是让人民觉醒，让人民作主，反贪官反腐败反为帝王将相服务的文化，而是要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扫荡一切黄赌毒等社会恶劣现象，就是让人民站起来了不再趴下，就是不让南京大屠杀时几十个日本人押着上千中国人而不敢反抗束手就擒死在屠刀下！民族的觉醒比什么都重要！当然，文革运动开展了，出现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是难免的。历史就是在不断纠错中进步的，对某一个人某一家庭来讲，那是致命的打击。我们每个社会人只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我们必须以此为定格。不过，历史就是在血的教训中前行的。否则，那中国革命死了几千万人，又有多少人是无辜受到伤害的？又有多少家族在默默无闻中消失了的？在国家民族面前，个人家族永远都是小事。所以，年龙先生又恢复了名誉。其实，他的右派帽子早在年9月就摘掉了，就得到平反，历史早已清楚。龙榆生在解放了的中国，他是没有问题的，而在国民党时期是有问题的，是被判了十三年的。这就是共产党的实事求是精神，这就是共产党给他的最大荣耀，这就是共产党为何伟大之所在。如果是国民党执政，那么，龙榆生如果身体康复了是否要坐实十三年牢底？他虽然被保释出来，但是没有减刑！可能保释的理由是身体有病吧！身体好了呢？是否要继续坐牢？这些都是很难讲的事。他在国民党时期的定格，在新中国后就真的变格了。孰好孰不好，一目了然。尤其是我们还要看到在龙榆生身后的中国，竟为他出版了这些遗著。他一定不会料到，他更不会料到的是自己死后竟有此殊荣葬入北京香山公墓，他特别不能料到的是在他去世51年后，他的这些宝贝手札又重见天日，竟在北京杭州等地公开展出，将他一生的心血重新活现流淌并与时代共命运共生机开来！这就是我们的中国，这就是我们的中华优秀文化，这就是我们的社会道德之精神。这一切，无论定格与变格，或者处于某种反反复复中，最终都是令人感动的，不能忘怀的，甚至刻骨铭心的，与历史不可磨灭相一致的。我们所有人是否可以释然了？!我想，应该如此，而释怀于世！否则，就不叫有修养的真文人！这里还要着重指出，几十箱文革时被查封的这些手札及其它资料手稿等，基本上都封存完好地在那里而归还龙先生的后人，都说文革一把火都烧光了，在这里却没有，根本没有烧了！不过，有的地方可能是，有的也不是，后人更要实事求是！
龙榆生藏现当代文化名人手札在杭州展出，而且是在浙江美术馆展出，并且还专门举行了学术研讨会，我有幸受邀参加并滥竽充数之，也是非常之荣幸的。这证明文化艺术的力量是无穷的，而国学文化就是社会文明的传承发展的核心文化之一。在信息化的时代，人们在追求生态和自然休闲的时候，有没有警醒着对传统文化如何传承之思考？真正的国学文化有没有真正溶入文明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在南京，我们还能不能找到俞平伯笔下的《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在绍兴，我们还能不能真正回首于《兰亭》之精神中？在手札展的场所内，我们还能不能体味到文人书法的文化唯美之精髓？这些手札所展示的书法的语言、书法的行为、书法的价值、书法的人文状态和超越时代的审美价值，我们能否从中得到教益和启迪？当然，就龙榆生的那些被查抄而归还的所有数量众多的手札和来往的书信中，如今展出的仅仅是冰山一角。因此，龙榆生的手稿、著作、手札、信件等，可以构筑起那个时代中国文化的一本大书，是中国真实历史的印记。这应当为国宝级的文化宝贝，应该为其建一个手札博物馆，而且是中国唯一的一座具有众多文化大家的手迹之书信博物馆。其每一手札都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都可以为我们讲述另一种中国故事，这样充满文化故事的博物馆，是世界独有的！或许，过了若干年，中国的有些历史要从这里进行诠释，并找到其闪光的足痕。
当然，就这次手札展来讲，也有不少遗憾。一是深度挖掘还不够。对上述26位大师的手札作品的内容，没有作一一的解释和翻译，使不少人读起来有困难，不仅有些字书写后，就看不了，可能要专业书法家才能看得明白。二是广度的推介还欠缺。在展出前，没有进行深入的解读，也没有几家媒体先行予以北京治白癜风的费用北京最大的白癜风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