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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讲:八卦不神秘
第2讲:伏羲画八卦说（上）
第3讲:伏羲画八卦说（下）
第4讲：对伏羲画八卦说的质疑（上）
第五讲对伏羲画八卦说的质疑（下）
朱熹的八卦取象歌
乾三连坤六断
震仰盂艮覆碗
离中虚坎中满
兑上缺巽下断
古代的阴爻符号，见于楚竹书《周易》是“∧”的形状，见于帛书《周易》是“八”的形状，直到东汉熹平年间刻石方是“——”的形状。八卦一律是三爻，所以“三连”、“六断”的说法需要商量。又所谓“取象”，《说卦》里面，震没有“盂”象，艮没有“碗”象，也要商量。
根据《系辞》“一阴一阳之谓道”和“阳卦多阴阴卦多阳”的说法，记忆八卦的歌诀可以更改如下。
乾三阳坤三阴
震下阳巽下阴
坎中阳离中阴
艮上阳兑上阴
随着甲骨文研究的深入，数字卦出现啦！！！
丁四新，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兼任中国周易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
数字卦研究的阶段、贡献及其终结摘要：数字卦研究可分为猜测期、突破期、否定期和证实、终结期四个阶段。张政烺和李学勤分别是突破期和否定期的关键人物。数字卦研究的学术贡献是：将商周甲金文“奇字”突破性地判断为“筮数”或“易卦”，指出易卦源于筮数，并最终解决了《周易》卦爻画的性质和来源问题。数字卦研究是当代中国易学研究的开端，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其不足是：它过分依赖经验论证和过分强调其独特性，以及对“数字卦”概念的定义不够清晰。易卦就其整体来说不是一个数字，“数字卦”其实等于“数字爻卦”或“数字爻画卦”的概念。“数字卦”的命名缺乏历史的正当性，在传统易学中缺乏存在的必要性，且这一概念在当代学术研究中引起了混乱。随着基本问题的解决，数字卦研究应当走向终结。
关键词：数字卦；筮数；卦画；张政烺；李学勤
数字卦问题是当代易学研究的热点和亮点之一。通常，人们将“数字卦”概念的提出归功于张政烺先生。经过近四十年的努力，数字卦的基本问题已得到了满意的回答：其一，突破性地断定所谓商周甲金文“奇字”为筮数或易卦，认为易卦源于筮数；其二，《周易》的阴阳爻画其实来源于一（七）、八两个筮数。[①]本文所谓再研究，是指对数字卦研究的评论和反思，及对未决之问题的再探讨。具体说来，本文的研究将主要涉及如下三个方面：其一，数字卦研究的阶段划分；其二，数字卦研究的贡献与局限；其三，“数字卦”命名问题与数字卦研究的终结。
一、数字卦研究述评与问题的提出
1.数字卦研究综述
关于数字卦研究，张政烺、曾宪通、李零、宋华强、邢文、贾连翔、王化平等学者有综述，可以参看。[②]张政烺、李学勤两位先生是数字卦研究和相关讨论的主力，他们二人自然是有关综述的主角。在目前可见的综述中，贾、王二氏的综述最为晚出，较为全面，故本文的述评将以他们的综述为基础。
贾氏《出土数字卦材料研究综述》一文采用分类法，分为六节，它们是这样的：在《数字卦的概念》一节中，他主要列举了张政烺先生和邢文对于数字卦及其相关概念的说明和讨论；在《数字卦材料的整理》一节中，他列举了数字卦材料的发现和整理过程；在《数字卦性质的讨论》一节中，他叙述了数字卦问题提出的历史以及人们对于战国楚卜筮祭祷简卦画性质的讨论；在《数字卦与易学重大问题的探索》一节中，他综述了李学勤、张政烺、宋镇豪等对《三易》问题的探讨，以及程浩、贾连翔对清华简《筮法》之揲蓍法的推演；在《数字卦研究方法论的反思》一节中，他叙述了邢文和王化平的研究方法；在《数字卦研究目前存在的问题及研究前景》一节中，他认为数字卦研究从整体上看“仍处于基础阶段，并存在许多问题”，而围绕数字卦的概念、材料、筮法、卦名及其与《三易》的关系，他一共提出了五个问题。[③]
王化平《数字卦研究回顾》一文以年为坐标，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大体按照时间先后罗列和回顾了学者的数字卦研究。他关于年以前研究成果的回顾，涉及唐兰、张政烺、徐锡台、张亚初、刘雨、管燮初、郑若葵、肖楠、李西兴、李学勤、曹定云、蔡运章、李零、刘大钧等先生；他关于年以后研究成果的回顾，涉及曹玮、李学勤、廖名春、李宗焜、宋华强、吴勇、王化平、张朋、马楠、李尚信、程浩、贾连翔、刘彬、梁韦弦等先生。对于年前后的两个阶段，王化平作了比较，结论集中在这两句话上：“年以来的‘数字卦’研究有一个特点，即越来越多的人尝试突破张政烺先生的思路。”[④]具体说来，张政烺先生认为阴阳爻画来源于筮数、来源于数字集中，楚卜筮祭祷简易卦为筮数，骈列的两组出土易卦是本卦和变卦的关系。张先生的这些观点不断遭到学者们的批评和反对。
2.批评与问题的提出
贾连翔采取了分类综述的办法，这个办法的好处是便于将有关观点及其论证归纳为不同的子题，但其缺点是归纳的好坏，直接与综述者的资料搜集、立场和叙述水平相关。笔者认为，贾文有五个缺点：其一，不够全面，有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及观点没有纳入他的综述中；其二，他的综述缺乏内在的评论——这很可能与他对数字卦问题的研究不够深入有关；其三，他的综述存在一定程度的立场预设和个人偏好，而这很可能是受到其师友、同好影响的结果；其四，他的综述仅仅局限在“数字卦”的视角内部，没有从“先秦易学”的高度来作检讨；其五，“分类综述”本身很难避免一大弊端，即无法勾画出某一研究活动的历史线索及其阶段性的特征，贾文亦难免此一缺点。同时，贾文的缺点在较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当前数字卦研究存在的缺陷和问题。
王化平的综述以时间为线索，大体采取按年叙述的办法。他虽然以“年”为界线将数字卦研究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但未能充分体现出其学术特征和价值。一者，他的划分仍显粗略；二者，他以“年”为划界坐标，这是缺乏根据的。他说：“年之后，数字卦的研究略有沉寂，直到年曹玮先生发表《陶拍上的数字卦研究》，讨论的声音才又逐次多起来。”[⑤]然则从年到年共有六七年时间，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选择年，而不是选择年或年作为划界的坐标呢？实际上，年才是一个真正的时间坐标。在这一年，李学勤先生率先批评了张政烺先生。随后廖名春、邴尚白、李宗焜、邢文和吴勇等人跟从李先生的意见，形成批评的一方。
针对数字卦研究的现状，本文仅拟就如下三个主题或问题展开论述：首先，数字卦研究经过了几个阶段，且各阶段的特点和基本问题是什么？其次，数字卦研究的学术成绩及其局限是什么？最后，从整体上反思数字卦研究，这包括“数字卦”的命名是否恰当，和数字卦研究是否应当终结两个问题。[⑥]
二、数字卦研究的四个阶段
从总体上看来，数字卦研究经历了四个阶段，一个是猜测、酝酿期，一个是突破期，一个是否定和批评期，最后是证实和终结期。这种划分，以数字卦研究的阶段性变化为根本依据，同时重视对阶段性节点的把握。那些贯穿于这四个阶段中的基本问题，即是数字卦研究的核心线索。
1.第一个阶段：猜测、酝酿期
数字卦研究的第一个阶段为猜测、酝酿期，时间在上个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之间。这一阶段也可以称为前数字卦研究时期。关于《周易》卦爻画的来源和是什么的问题，在20世纪前半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有法象天地说，它源出《周易·系辞传》，被许多学者所遵从；有结绳记事说，即阳爻表示一大结，阴爻表示两小结，这是李镜池、范文澜的主张；有龟兆说，这是余永梁、冯友兰、屈万里的主张；有生殖崇拜说，这是章太炎、钱玄同、郭沫若的主张，如郭氏说阳爻象“男根”，阴爻象“女阴”；有蓍草、竹节说，这是高亨的主张；有土圭法测日影说，这是刘钰的主张。以上诸说，可以转见刘鹗培、刘建臻的专文。[⑦]现在看来，这些说法均属猜测，并无真凭实据。不过，需要指出，《周易·系辞传》提出法象天地说的本意乃是为了建构卦象的宇宙论含意，《系辞传》的作者在其时未必不知卦爻画来源于筮数的事实。从本质上说，以上诸说都是围绕“《周易》卦爻画的来源和是什么”的问题展开的，对于当代数字卦问题的提出起到了一定的引发和催化作用。
在年，郭沫若曾将中鼎铭文末出现的两个数字组称为“族徽”。[⑧]在年，李学勤在讨论一版西周甲骨时曾指出：“这种纪数的辞和殷代卜辞显然不同，而使我们联想到《周易》的‘九’‘六’。”[⑨]在年，唐兰搜集了13个同类例子，认为这些“奇字”是由一、二、五、六、七、八等数字构成的，“这种文字的最大特点是用数目字构成的”，但他同时推测它们是一种西北方民族使用过的文字。[⑩]李、唐二氏都注意到了郭沫若的“族徽”说，且较之郭氏，他们的看法有了些许进步；不过，比较起来，距离张政烺作出筮数或易卦的判断还很遥远。因此笔者认为，相对于所谓数字卦的发现来说，郭、李、唐三氏的论述尚属于猜测性质，而不是真正的学术突破。
2.第二个阶段：突破期
数字卦研究的第二个阶段为突破期。将商周甲金文和楚卜筮祭祷简上的数字组突破性地判断为筮数和易卦，这是张政烺先生的学术贡献。在年12月初，张先生在吉林大学召开的首届古文字学会议上专门就周原甲骨的“奇字”（数字组）问题作了《古代筮法与文王演周易》的临时报告，[11]他将宋代以来注意到的这种数字组判定为筮数和易卦，从而凿破鸿蒙，破解了谜底，在当时即引起了轰动，影响十分深远。后来，张先生连续发表了四篇专文，正式论证和阐述了他的观点。[12]其中，判定“奇字”为筮数或易卦是他的巨大发现，而推测易卦来源于筮数和阴阳爻画来源于数字，则是他的核心观点。在张说的基础上，李学勤、徐锡台、李零等又做了大量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数字卦原始资料和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尤其是李学勤先生对张说提出了一定的质疑和批评。[13]
在此一阶段，大量出土材料得到了检视，那些被张政烺先生判断为筮卦、易卦的数字组，继而被学界称为“数字卦”。“数字卦”是一个通称、俗称，大概是在年至年之间提出来的。[14]尽管张先生生前从未使用过此一术语，但是大家仍然将其发明权归功于他，认为是他发现了所谓数字卦。同时，《周易》卦爻画的性质和来源问题也迅速成为学者